1984年10月,中越邊境已歸于平靜。暮色里,廣西憑祥烈士陵園一角,退伍老兵張發成叼著半截香煙,盯著一塊新砌的墓碑,嘴里嘀咕:“團長,哥來看你了。”他的聲音被秋風吹散,卻把人一下子拉回五年前的槍火里。
1978年下半年,邊境摩擦不斷升級。越軍特工夜闖農田、槍聲攪碎村民的睡夢,這些消息每天都傳到廣州軍區。指示只有一句話——準備隨時作戰。坦克機務連徹夜檢修,履帶的鋼聲在營區里敲得人心口直跳。那時誰也想不到,這一次動用的裝甲數量將創下新中國成立后的紀錄。
1979年2月,中央軍委命令:17日凌晨向越境三個方向全面發起攻擊。東線由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坐鎮。獨立坦克團的團長朱富鈞接到作戰命令,他用手背抹了把臉上機油,站在32輛59式坦克前,大吼一句:“誰敢后退半步,我先斃了自己!”伙食連炊事班長在后頭嘀咕:“團長還是那個脾氣,硬得像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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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朱富鈞38歲,重慶榮昌人,16歲參軍,坦克兵摸爬滾打二十余載,號稱“活行車本”。2月19日清晨,他的團與42軍125師并肩,從廣西龍州跨過界河。越南復和縣城,是他們此行的第一塊硬骨頭。
復和周邊丘陵與灌木交錯,越軍在人頭高的草叢后挖暗堡、埋反坦克地雷,還配備蘇制RPG-7火箭筒。開戰不到半小時,步坦協同被打亂,獨立坦克團一營的12輛車被射癱,艙蓋炸得變形,車長的鋼盔上濺滿石屑。朱富鈞爬出指揮塔,抹去額頭傷口滲出的血,低聲罵道:“讓步兵跟不上,我們就是瞎子!”
夜里,125師師長拉著地圖趕到團部。沒有客套,直接指出問題——盾矛分家、通信不暢、道路偵察不足。有人提議暫緩進攻,朱富鈞搖頭:“仗要一鼓作氣,明天還得撬開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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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拂曉,125師375團從北側迂回,縣城防線被撕開一道口子。下午兩點,復和城內插滿我軍紅旗。可戰事遠沒結束,歌新、弄哥等狹窄山谷正暗藏殺機。375團前出偵察不足,被越軍小股部隊用巖洞和拐彎道拖住。后方誤判其全團被合圍,指揮部火速令獨立坦克團增援。
朱富鈞只帶3營12輛坦克出發。山路窄,車速拉不上去,越軍老練地躲在石山縫里用火箭筒點射。一枚爆炸把3號車履帶掀飛;另一枚擦過炮塔,震暈了裝填手。等隊伍沖過復和北郊,12輛只剩下6輛還能動。
越往前,山體越來越陡,收音機里雜音回蕩,電臺信號斷斷續續。傍晚,他們誤闖到弄哥附近——這里并非375團所在區域,而是一股越軍預備隊的集結點。沒等反應過來,雙方就貼臉開火。不到二十分鐘,朱富鈞身邊又只剩4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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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彈別省!”他站在炮塔口,用指揮旗揮動方向。敵人試圖靠近投榴彈,他就開機槍攔掃。可步兵支援始終未能跟上,形勢已成獨斗。朱富鈞報完坐標,請示后得到“自行機動撤出”的許可。
天色已黑,坦克回轉困難。就在掉頭瞬間,一發火箭彈正中駕駛席,車前部炸出一個大洞。駕駛員當場犧牲,滾燙的鋼片擊中朱富鈞胸口,他被震進艙內。警衛員想抬他撤離,他擺手,只吐出兩個字:“掩護。”
隨后,他帶警衛員、通信員張發成和機槍手鉆進附近石洞,用僅剩的兩挺56式輕機槍拖住敵人。子彈打光后,他讓三人分散突圍。“團長,你怎么辦?”張發成紅了眼。“快走!”朱富鈞一巴掌把他推了出去。張發成剛出洞口,一聲巨響撕開夜幕——火箭彈擊中洞壁。
三天后,復和地區戰斗基本結束。張發成帶搜索分隊折返石洞。洞口用樹枝、碎石簡單偽裝,扒開后,一股腥臭撲面而來。朱富鈞側臥,鋼盔破裂,頭部已被蛆蟲占據。最沉默的士兵也忍不住失聲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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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軍區在3月初舉辦烈士追悼大會,朱富鈞作為對越作戰犧牲級別最高的裝甲部隊指揮員,被安葬于憑祥烈士陵園。官方統計,79年這一輪作戰中,裝甲兵戰損坦克48輛,受損逾300輛,直接陣亡211人,痛苦的數字背后,是步坦協同經驗的嚴重缺口。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會議后,“步坦合成營”概念開始在裝甲兵內部討論;隨后的1980年夏季演練里,新組建的合成連帶著反坦克導彈班成了常見編制。有人說,這是烈士用血換來的調整。
陵園里,張發成點燃第二支煙,煙霧繚繞在文字摩挲處——“朱富鈞烈士,19541部隊獨立坦克團團長,生于1941年6月,歿于1979年2月21日”。他低聲說:“團長,咱們的坦克,后來跑得更快了。”風吹動墓旁小旗,獵獵作響,如同遠處未曾消散的履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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