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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勞動者收入、完善社會保障、挑戰美元霸權,中國正在下一盤應對全球變局的大棋。
前兩天,發改委在《求是》發了篇重磅文章,信息量很大。
標題很直白,《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但里面藏著一句關鍵提法——"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這可不是隨便說說的口號,而是國家層面的大動作,意味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能有突破性進展。
當前國際局勢風云變幻,特朗普那邊關稅大棒揮來揮去,金融戰的影子也越來越清晰。在這種背景下,擴大內需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關乎中國長遠發展的戰略選擇。文章提了三件大事,每一件都值得細品。
一、 信號
發改委的文章向來是政策風向標。這次明確提出"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直接瞄準了當前中國經濟的核心痛點。
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8%,比日本(70.3%)、德國(69.5%)低10個百分點左右,比美國(84.9%)低20個百分點以上。同時,居民收入占比增速還低于國民收入增速。
這意味著什么?簡單說,就是經濟在增長,但老百姓的收入沒跟上。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不提高,擴大內需就是無源之水。這組數字解釋了為什么盡管我們多年來一直提擴大內需,但效果有限。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們就提過擴大內需,2017年十九大報告也明確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但直到今天,這仍然是我們面臨的緊迫問題。發改委在這個時候再提此事,信號再明顯不過。
二、借鑒
文章提出的第一件大事,是在初次分配中借鑒"華為模式"與"福特方式"。
華為的模式為什么特別?從1990年首次推出員工持股,每股10元,稅后利潤15%用于分紅,到后來的虛擬受限股、時間單位計劃,華為構建了一套讓員工分享公司發展紅利的制度。
關鍵是,任正非本人至今只占華為總股份的1.4%。這種股權結構,讓華為成為一個沒有實際控制人、由員工集體擁有的公司。這不是什么神秘的管理技巧,而是在初次分配層面實現了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華為的經驗告訴我們,當勞動者能夠分享企業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利潤增長時,內需自然會擴大。這讓人想起100多年前的亨利·福特,他在1914年將福特公司工人的日薪提高到5美元,是當時行業平均水平的兩倍。他的理由是:只有工人買得起汽車,汽車產業才有未來。
今天我們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寫著:"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這不僅是政策方向,更是在全球化競爭中的生存智慧。
三、福利
第二件大事是通過再分配改革,釋放"福利國家的潛在紅利"。
加州大學經濟學家彼得·林德特的研究發現,一個國家在1880-2000年的社會轉移支付(退休金、失業救濟、醫保等)和該國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大的負相關性。越是發達國家,社會福利就越發達。
高福利沒有拖累經濟增長,反而促進了經濟活力,這就是林德特所說的"福利國家的免費午餐"。然而,中國的現實是另一番景象。
盛松成等人的研究發現:"2000年以來,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續低于居民部門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也就是說,經過再分配調節后,居民拿到的錢反而更少了。這種倒掛現象說明我們的再分配機制需要改革。
農民養老金每月平均只有260元,這點錢在今天的中國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最基本的醫療、食品支出都難以保障。郭樹清建議劃撥更高比例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正是瞄準了這一痛點。
增值稅改革也是一個切入點。增值稅本質是累退的——低收入者承擔的稅負占其收入的比例反而更高。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是通過普遍性、高覆蓋的社會公共支出來平衡,讓老百姓感受到"稅沒白交"。
四、金融
第三件大事,是應對可能升級的金融戰,通過金磚國家債券基金體系逐步替代美元的價值儲藏功能。
特朗普的關稅戰遇到了一些挫折,因為全球化供應鏈時代,加關稅往往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但他真正的野心可能在于金融領域。"海湖莊園協議"已經透露出關稅、美元和同盟保護的"三位一體"設計,目標是重構國際貨幣體系。
美元在貨幣的三種功能中,計價單位和支付手段都相對容易被替代,但價值儲藏功能卻是它的核心競爭力。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元不跌反升,就是因為全球資本在危機中仍將其視為避風港。
這種依賴形成了所謂"美元陷阱"。康奈爾大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形容,當前以美元為中心的體系像一座沙丘,大家都看出它不穩,但又不敢拆,怕自己被埋。
金磚國家債券基金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替代方案。2017年我就建議,可以借鑒"亞洲債券基金2"的模式,建立金磚國家債券基金體系,逐步克服發展中國家無法用本幣發長債的"原罪"。
每個成員國設立債券基金,再建立一個綜合指數基金。這種安排不僅能提供美元之外的價值儲藏選項,還能為真正的多極化國際貨幣體系奠定基礎。隨著金磚國家擴員,這個設想的現實性大大增強。
五、 突破
發改委文章的核心信息是:收入分配改革勢在必行,而且要有突破。這不僅是為了應對眼前的特朗普關稅戰,更是為了中國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
從華為的股權結構到福特百年前的工資決策,從福利國家的"免費午餐"到增值稅的再分配效應,從美元霸權的歷史慣性到金磚國家債券基金的未來可能性,文章勾勒出了一個多層次、系統性的應對方案。
最值得關注的是,文章將初次分配改革放在了首位。這意味改革不只是修修補補的二次調節,而是要從源頭入手,讓勞動者真正分享發展成果。
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全球經濟格局重塑的今天,中國經濟轉向以內需為主的發展模式,不僅必要,而且緊迫。發改委的這篇文章,標志著這一轉型進入了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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