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人回憶：當年落入敵手，深夜領導掏出聯絡冊問大家，怎么辦？

一九八九年春，茅東縣文史辦的兩位同志，騎著自行車，顛簸了二十多里土路，來到登冠鄉建峰村。他們要找的，是一位名叫王小照的老人。

老人已經七十多歲了，頭發全白，背有些佝僂，但眼睛還很有神。他正坐在自家院子的棗樹下曬太陽，手里編著一只竹籃。

聽說來意后，老人手上的動作停了一停，竹篾在指間微微顫動。陽光透過稀疏的葉子，在他布滿皺紋的臉上投下晃動的光斑。他沉默了好一會兒，才慢慢放下手里的活計，抬眼望向遠處青灰色的山巒，仿佛要望穿四十多年的時光。

“那年……是一九四六年，正月還沒出呢，天冷得刺骨頭。”老人的聲音有些沙啞，像被歲月磨糙了的砂紙。

一九四六年初的江南，嚴寒還未退去，政治空氣比天氣更冷。反動派部隊頻繁調動，像梳子一樣一遍遍“清剿”新四軍的留守人員，白色恐怖籠罩著茅山地區。

二月二十日傍晚，三個身影悄悄進了云林鄉武巷村。為首的是中共茅東縣委特派員張仲英，此人三十歲上下，面容清瘦，目光銳利。跟在他身后的，是警衛員王小照和短槍排長蔣龍保。王小照那時二十四歲，個子不高，但很結實，他是本地人，對這一帶熟。蔣龍保則是個黑臉膛的漢子，話不多，腰間別著把駁殼槍。

當夜，眾人夜宿在地下黨員眭文連的家中，眭家是獨門獨戶，相對隱蔽。誰也沒想到，風聲竟會走漏了。

半夜，狗突然狂吠起來。張仲英最先驚醒，他側耳聽了聽，臉色一沉：“不對！”話音未落，雜亂的腳步聲和吆喝聲已經逼近，火把的光亮在窗外亂晃。

“是敵人！”眭文連從門縫瞥了一眼，聲音發緊，眼下的情形，跑已然來不及了。

門被猛地踹開，七八個持槍的便衣擁了進來，刺眼的手電光在幾人臉上掃來掃去。一個頭目模樣的人冷笑：“張特派員，恭候多時了。帶走！”

三人被反綁雙手，推搡著出了門。王小照回頭看了一眼，眭文連夫婦臉色慘白地站在屋里，眼神里滿是愧疚和恐懼。他心里沉了一下，但什么也沒說。

當夜，眾人被押到了丹陽珥陵鎮，敵人們將他們臨時關到了，臨街一家茶館的二樓之上。二樓是個雜物間，窗戶釘著木條，光線昏暗，滿是灰塵和霉味。門被從外面鎖上，留下兩個人在走廊看守。

張仲英挪動身體，挨近王小照和蔣龍保。他背對著門，用極低的聲音說：“同志們，我身上有一份東西——咱們組織里的聯絡名冊。”

王小照心里猛地一抽。他知道這份名冊的分量，那是幾十個同志的身家性命，是全縣地下組織的命脈。一旦落入敵手，后果不堪設想。

“必須處理掉，一點痕跡都不能留。”張仲英的聲音斬釘截鐵，“咱們一起想想，怎么辦？”

怎么處理？燒？沒有火。撕碎扔了？萬一被找到碎片拼起來呢？埋？這屋里連個松動的磚都沒有。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看守的腳步聲不時在門外響起。

王小照盯著墻角一堆潮濕的、結成塊的爐灰，一個念頭忽然冒出來，野蠻又直接。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看向張仲英，用口型無聲地說：“吃下去。”

張仲英眼神一凜，隨即重重點了下頭。

沒有比這更徹底的辦法了。

眾人被敵捆綁，活動困難，張仲英艱難地扭動身體，手指勉強探進棉襖內襟一個隱秘的夾層，摳出幾頁折得小小的、極薄的紙。那是用最薄的紙抄寫的，字跡密麻麻。

王小照的心跳得像擂鼓。他靠過去，用牙齒咬住張仲英遞過來的一頁紙角，猛地一扯，撕下一塊。紙片塞進嘴里，又干又硬，還帶著一股棉布和汗水的味道。他拼命咀嚼，唾液迅速分泌，把紙團濡濕，變成一團粘稠的漿糊狀物。咽下去的時候，刮得嗓子生疼。他不敢停頓，又撕下第二塊。

蔣龍保也行動起來，這個沉默的漢子腮幫子鼓起，用力地咀嚼著，喉結上下滾動。

張仲英自己也撕下一塊，放進嘴里。他的動作很快，但手卻在微微發抖。那不是害怕，王小照后來想，那是一種巨大的責任和決絕。吃下去的，不只是紙，是可能招致酷刑和死亡證據，更是必須守護的、重于生命的信任。

過程其實很快。

幾個人像是餓極了的野獸，無聲地、瘋狂地吞噬著那些寫滿名字和代號的紙頁。昏暗中，只有牙齒摩擦紙張和壓抑的吞咽聲。紙漿堵在喉嚨口，噎得人直翻白眼，他們使勁梗著脖子往下吞。胃里開始產生一種古怪的、飽脹的灼燒感。

最后一小片紙角被張仲英塞進嘴里。他仔細檢查了手心、衣襟和地面，確認沒有一絲碎屑。三個人互相看了一眼，都從對方臉上看到了一種近乎虛脫的神情，但眼神卻是亮的。

就在這時，樓梯上傳來腳步聲，查夜的人來了。門鎖嘩啦一聲打開，手電光柱掃進來，在他們臉上、身上停留。那個頭目瞇著眼，狐疑地打量著屋里的一切，目光掃過墻角、地面，甚至走到他們身邊，扯了扯他們的衣領。

王小照屏住呼吸，感覺胃里的紙團沉甸甸地墜著。他低下頭，做出害怕的樣子，身體微微發抖——這倒不全是裝的，寒冷和緊張讓他控制不住地戰栗。

頭目什么也沒發現。他啐了一口，罵罵咧咧地關上門，重新落了鎖。

黑暗重新降臨。王小照聽到張仲英極輕地、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自己繃緊的脊背也松弛下來，這才發覺，貼身的內衣已經被冷汗浸透了，冰涼地貼在背上。

幾天后，他們被轉移了。從丹陽到無錫，押解的卡車上蒙著篷布，看不見外面。但能感覺到路越來越顛簸，空氣中的味道也從江南水鄉的濕潤，變成了城市邊緣特有的煤煙和灰塵氣。

無錫監獄是另一個世界。高墻、鐵門、陰森森的崗樓。一進去，先是一頓殺威棒似的毆打，然后被分別扔進狹窄、潮濕的牢房。空氣里彌漫著糞便、血腥和絕望混合的臭味。

審訊很快開始。

第一次過堂，王小照就被按在了“老虎凳”上。腿被綁在長凳上，膝蓋關節處被猛地墊上磚塊。一塊，兩塊……韌帶被撕裂般的劇痛瞬間沖上頭頂，他眼前發黑，咬破了嘴唇才沒叫出聲。汗珠大顆大顆從額頭滾落。

審問的人湊近他，語氣甚至有點“誠懇”：“王小照，你就是個跟班的，何必替他們賣命？說出來，保你沒事，還能領賞錢。”

王小照腦子里嗡嗡作響，疼痛讓思維都變得遲鈍。但他牢牢記著自己的“身份”——一個被雇來帶路、做雜活的貧苦農民。他咧了咧嘴，不知道是哭還是笑：“長官……我真不知道啊……我就是混口飯吃，他們給錢，讓我帶帶路，做做飯……啥隊伍，啥名單，我哪兒懂啊……”

他一口濃重的本地土話，神情惶恐又懵懂，問來問去就是那幾句車轱轆話。敵人將信將疑，用刑卻毫不手軟。

火紅的烙鐵擦過皮肉的嗞啦聲，竹簽刺進指甲縫時那種鉆心的尖銳疼痛……好幾次他覺得自己要暈過去了，但胃里那份沉甸甸的、已被消化液侵蝕的名冊，又像一塊燒紅的鐵，烙在他的意識里，讓他保持著一絲清醒：不能說，死也不能說。

他聽說，張仲英和蔣龍保受的刑更重。他們被認為是“要犯”。有幾次，他看到蔣龍保被拖回牢房，渾身是血，人已經昏迷，手指腫得蘿卜一樣，指甲全沒了。張仲英也一次次被提審，回來時往往要靠著墻喘息很久，才能慢慢挪到草鋪上，但那雙眼睛，即使在最虛弱的時候，依然像燃著不滅的火。

蔣龍保沒能撐太久。這個鐵打的漢子，在經歷了不知第幾輪酷刑后，在一個清晨，悄無聲息地死在了牢房里。獄友說，他最后連哼都沒哼一聲。

王小照聽到消息時，正蜷在角落里，忍著渾身的傷痛。他沒有哭，只是覺得心里空了一大塊，冷風嗖嗖地往里灌。他想起了蔣龍保沉默寡言的樣子，想起他嚼碎名冊時鼓起的腮幫，想起他受刑時咬得咯咯響的牙關。這個普通的戰士，用最慘烈的方式，守住了沉默。

張仲英的狀態也越來越差。七月里，一個悶熱得透不過氣的傍晚，牢門突然被打開，幾個特務進來，點名要提張仲英。張仲英似乎預感到什么，他扶著墻慢慢站起來，整理了一下身上破爛不堪的衣衫，目光掃過同牢房的難友，在王小照臉上停頓了一瞬。那眼神很復雜，有訣別，有囑托，還有一種平靜的坦然。

他什么也沒說，挺直脊梁，跟著那些人走了出去。腳步聲在空曠的走廊里漸漸遠去，然后消失。

張仲英再也沒有回來。后來，秘密渠道傳來消息，就在那天夜里，他被敵人殘忍地秘密殺害了。

牢房里只剩下王小照。他繼續扮演著那個膽小、無知、只會干雜活的農民。審訊漸漸少了，敵人似乎真的相信了他只是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更重要的是，外面的黨組織和群眾沒有放棄營救。眭文連夫婦心存愧疚，暗中奔走；地下黨的同志多方籌謀，利用關系，花了很大代價，最終將他作為“可能抓錯了的普通百姓”保釋了出來。

走出監獄高墻的那天，陽光刺得他睜不開眼。他瘦得脫了形，像根隨時會折斷的蘆葦。回頭望了一眼那吞噬了張仲英和蔣龍保的魔窟，他低下頭，蹣跚著匯入街上的人流。

院子里安靜極了，只有風吹過竹葉的沙沙聲。王小照老人講完了，他微微合上眼，靠在竹椅背上，仿佛耗盡了力氣。

年輕的文史辦同志筆尖停在筆記本上，久久沒有動。遠處傳來幾聲雞鳴，炊煙在村舍上空裊裊升起，一派和平的鄉村景象。

“后來呢？”一個同志輕聲問。

老人睜開眼，目光溫和：“后來？后來就解放了。我回了家，種地，結婚，生孩子。平平常常。”他頓了頓，拿起那未編完的竹籃，“張特派員，蔣排長，他們沒看到的好日子，我替他們看著呢。”

他不再說話，手指靈活地翻動著竹篾，繼續編他的籃子。那雙手，粗糙，關節粗大，布滿老繭和舊傷痕，卻異常穩定。陽光暖暖地照著他，也照著這片他們曾用生命守護的土地。

采訪的同志輕輕合上筆記本。有些故事，不需要太多的修飾和感慨，它本身就像這老竹篾，柔韌，堅實，沉默地記錄著一段關于忠誠與犧牲的往事，編入歲月的肌理，永遠不會被時間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