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前院長“賣慘”不到12小時，雙重身份被扒，左手倒右手？

前言

當本應被永久珍藏的國寶現身商業拍賣現場，當文博單位的官方解釋與事實證據出現明顯沖突，一場關于南京博物院的信任風暴迅速席卷輿論場。

82歲的南博原院長徐湖平一句“血糖高、前列腺問題、退休多年不過問”的自我辯解，非但未能平息質疑，反而在短短12小時內因關鍵審批文件曝光而陷入更大爭議。曾經被視為權威的聲音，如今成了事件疑云的核心焦點。

連環瓜

2025年5月，北京某知名拍賣機構預展現場，一幅明代大家仇英所作《江南春》圖卷悄然亮相，起拍價定為8800萬元。這一消息如石投水，激起層層波瀾。

龐叔令——民國時期被譽為“全球收藏中國書畫最多”的龐萊臣之曾孫女，在親眼見到這幅畫后情緒劇烈波動。她清楚記得，此畫正是父親龐增和于66年前代表家族無償贈予南京博物院的137件傳世珍品之一。

理應封存于國家庫房的文物，竟出現在營利性拍賣平臺上，令人難以置信。震驚之余，龐叔令立即向主管部門舉報。隨后，在監管介入下，該拍品被緊急撤出交易流程。

但這只是揭開冰山一角。一個更沉重的問題隨之浮現：若有一件捐贈物流失，是否意味著還有更多未被察覺？

懷揣憂慮，龐叔令正式向南京博物院提交申請，請求進入館藏庫房對當年捐贈清單進行實地核驗。清點結果令人心寒：137件文物中，已有5件徹底失蹤。

除《江南春》外，還包括北宋趙光輔《雙馬圖》、王紱《松風蕭寺圖軸》、王時敏《仿北苑山水軸》以及湯貽汾《設色山水軸》等極具藝術價值的作品。

事件持續發酵后，南京博物院發布聲明稱，這5件作品早在上世紀60年代即被專家團隊判定為贗品，并于90年代依據相關規定完成“劃撥調劑”程序。

然而隨著調查深入，“廢品變天價”的完整路徑逐漸浮出水面。公開資料顯示，1997年，《江南春》正式由南京博物院移交至江蘇省文物總店。

到了2001年4月16日，一份銷售記錄顯示，這件標注為“仿仇英山水卷”的作品以6800元價格售出。

更為蹊蹺的是，在當時實行嚴格實名登記制度的文物交易環境中，這份單據上的買家信息欄僅寫著“顧客”二字，身份完全不明，嚴重違反操作規范。

就在此時，事件的關鍵人物徐湖平再度成為眾矢之的。在他面對鏡頭訴說健康不佳、早已遠離事務的“悲情陳述”不到一天，媒體便公布了1997年的原始撥交憑證。

在“院領導審批”一欄中，“徐湖平”三字清晰可辨。彼時他不僅是南京博物院院長，還同時擔任江蘇省文物總店法人代表，集審批權與處置權于一身，角色高度重疊。

值得注意的是，這并非徐湖平首次卷入類似風波。早在2012年，就有南博在職員工實名舉報其存在財務管理混亂、擅自處置國寶級文物等問題。可惜當年舉報未獲實質性回應，最終不了了之。

追問連環擊

面對鐵證如山的簽字文件，徐湖平的態度顯得極為被動。他仍堅稱自己并非書畫鑒定專業人員，此事也未曾經手，試圖以此推卸責任。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龐叔令選擇了堅決維權之路。她不僅公開質疑所謂“贗品”的鑒定結論，指出此舉嚴重損害了龐氏家族的文化聲譽。

她還依法提起強制執行申請，要求南京博物院全面公開包括《江南春》在內的五幅遺失畫作的具體流轉軌跡，力求還原每一環節的真實情況。

南京博物院則始終堅持原有立場，反復強調當年鑒定流程合規、調劑行為合法，卻始終回避一個根本性問題：

在整個將捐贈品認定為偽作并予以處理的過程中，為何從未通知過捐贈者家屬？作為無償貢獻文化遺產的家庭，他們理應享有知情權與參與權。

事件也引發了業內廣泛關注。著名收藏家馬未都就此發聲，他表示即便這些作品確系仿品，能夠騙過龐萊臣這般頂級鑒賞家的眼睛，本身就具備極高的學術研究意義。

不應輕易退出館藏體系，更不該以區區6800元低價草率出售。他還特別指出，買賣記錄中使用“顧客”代替真實姓名的做法，明顯違背了文物交易實名制的基本要求。

隨著輿情不斷升級，官方終于出手。江蘇省文化和旅游廳成立專項工作組，對該事件展開全面核查。原本局限于輿論層面的爭議，正式轉入行政監督與司法審查軌道，事態進入關鍵階段。

公信力崩塌預警

截至目前，調查仍在進行中。龐叔令已正式對南京博物院提起訴訟，訴求返還流失文物；院方則對外表示將全力配合調查，并承諾加強捐贈物品及館藏資產管理的規范化建設。

然而調查報告尚未公布，五幅畫作的確切去向、“神秘顧客”的真實身份等核心謎團仍未解開。這場風波帶來的最深遠影響，是公眾對文博系統信任基礎的劇烈動搖。

許多網友發出質問：如果無償捐給國家的傳家寶，會被隨意貼上“假貨”標簽后低價轉賣，甚至幾年后在拍賣會上拍出千萬高價，那今后誰還敢再做捐贈？

這種擔憂絕非杞人憂天。文博機構的根本使命在于守護歷史、傳承文明，而此次暴露出的操作漏洞，顯然背離了這一初心。

事件也激起了法律與倫理之間的激烈辯論。院方代理律師提出，文物一經交付，所有權即歸國家所有，現行法律并未規定必須返還。

從條文表面看，此說法或有一定法理支撐，但從道義角度看，卻站不住腳。《公益事業捐贈法》明確規定，受贈單位應當尊重捐贈人的意愿，合理使用捐贈財產。

《國有館藏文物退出管理暫行辦法》亦明文規定：對于擬退出收藏序列的無價值藏品，須事先征得捐贈人同意。南京博物院的行為，既涉嫌違規操作，也嚴重傷害了捐贈者的善意。

類似因雙重身份引發的利益輸送爭議，在其他公共領域也曾發生。例如少林寺前住持釋永信曾因涉嫌挪用寺院資產、違反宗教戒律等問題，遭多部門聯合調查，最終由中國佛教協會注銷其戒牒。

從行業角度看，此類事件若得不到公正處理，后果不堪設想。一方面將嚴重打擊公益捐贈積極性，導致大量民間珍寶因缺乏信任而無法進入國家保護體系。

另一方面也將削弱公共機構的權威性，動搖公眾對文化管理部門的信心。對整個文博行業而言，可能引發連鎖式信任危機，阻礙其長遠發展。

此外，事件還暴露出文物鑒定與處置機制的重大缺陷。盡管鑒定工作具有專業性和主觀成分，但必須建立在嚴謹程序之上，確保由真正具備資質的專家主導。

而在南京博物院1964年第二次鑒定中，參與者之一的徐沄秋并非專業鑒定人員，而是普通文物征集員。讓非專業人士決定國寶真偽，這樣的評審流程本身就存在結構性風險。

同時，整個處置過程的透明度也飽受質疑。從定性為贗品到劃撥調劑，再到最終出售，全程既未告知捐贈家庭，也未向社會公示，處于完全封閉狀態。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同被列為“贗品”的《雙馬圖》，在2014年的一次拍賣中以230萬元成交，且畫面上留有龐萊臣本人的專屬鈐印——這相當于文物的“身份認證”。

若真是毫無價值的仿品，何來市場追捧？這一反差進一步削弱了當年“假貨”結論的可信度，令人不得不懷疑是否存在人為誤判，甚至蓄意貶損以圖私利。

結尾

徐湖平的“賣慘翻車”，本質上是權力缺乏有效制約的必然產物。這場圍繞南京博物院捐贈文物流失的風波，遠不止是一樁個案糾紛，它觸及的是公共文化機構的誠信底線、制度設計的嚴密程度以及社會公益精神的存續根基。

公眾期待有關部門能徹查真相，揭開“神秘顧客”的真實身份，厘清五幅畫作的全部流轉鏈條，給捐贈者一個交代，給歷史一個清白，給未來一份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