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總去大西南當第三副主任，三位上級中有兩位是昔日部下

1965年秋天，有人見過彭德懷。

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舊軍大衣，腳上一雙解放鞋，手上還拿著一把鋤頭。

那天北京天氣轉涼，他剛從院子里除完草，正準備回屋，沒想到門鈴響了。

來人是老部下程子華，帶著秘書，特地登門拜訪。

不是來聊天的，是帶著中央的消息來的。

“毛主席和幾位首長在頤年堂跟您談了西南三線的事。

傅懋恭同志讓我轉達問候，他說我熟西南那邊的情況，讓我給您講講。”

彭德懷聽完，沒多說什么。

只是笑了笑，放下鋤頭：“知道了，中央的決定，我聽。”

從這一天起，彭老總“復出”的消息在小范圍內傳開了。

可誰都沒想到，他這次去西南，竟是以“第三副主任”的身份——而且上面的三位領導，有兩位還是他當年的部下。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時候，形勢緊張得很。

1964年，美國在北部灣挑起事端，越南戰火一觸即發。

蘇聯跟中國關系也越來越僵。

內外壓力疊加，毛澤東開始思考一件事：如果真打起來，中國的工業都集中在沿海，一炸就癱，那怎么辦？

于是“三線建設”被提上日程。

簡單說，就是把一部分重要工業往西部搬，特別是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這些交通不便但地形復雜的地方，建成戰時后方。

這個戰略布局很快定了下來，國務院在1965年2月正式發文，成立“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

主任是李井泉，第一副主任程子華，第二副主任是云南的劉興元。

彭德懷排在他們之后，當了第三副主任。

這事兒在當時圈里人看來，多少有點微妙。

李井泉原來是彭總的下屬，早年在紅一方面軍干過秘書，后來做過紅三軍團的政委，歸彭總直接領導。

抗戰時期也是上下級關系。

程子華則更早，1929年他領導大冶兵暴后投奔紅軍，正好編入彭德懷的紅五軍。

論資歷，論戰功，這倆人都得叫彭總一聲“老領導”。

可這會兒，職位倒過來了。

當時李井泉兼任西南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四川軍區第一政委，說話分量很重。

他知道彭總要來，心里其實挺不是滋味。

怕場面尷尬，也怕彭總難堪，干脆能不見就不見。

但私下里，他經常給下面的干部打招呼：“彭總是老同志，在生活和工作上都要多照顧。”

程子華的態度更直接。

他得到消息后第二天就上門拜訪。

見到彭總那身裝束，一句話沒說，先敬了個禮。

說起三線建設的進展時，語氣里滿是尊重，沒有一點“上級”的架子。

“那邊地形復雜，交通困難，工人住山洞，干部下工地，都是硬仗。

彭總，您一來，我們底氣更足。”

彭德懷擺擺手：“別搞特殊，我按中央安排辦事。

什么時候走，我再跟同志們合計合計。”

其實他一開始是不想去的。

不是怕吃苦，而是怕身份尷尬。

一個曾經主持軍委工作的元帥，幾年沒露面，再出來是當副主任，還是做老部下的副手。

他擔心到了那邊，話沒人聽，事不好辦。

但毛澤東親自找他談了很久。

末了還說了一句：“也許當初的事，真理在你那邊。”這話分量不輕。

彭總聽完沒表態，當晚自己一個人在屋里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晨，才點頭答應下來。

他到成都后沒住賓館，住在西南局安排的普通干部招待所。

吃食堂，穿舊衣服。

那年他已經67歲了，身體還硬朗，走哪兒都快步流星。

但眉毛白了，臉上的溝壑深了，精神頭比從前沉穩了許多。

他不太說話，不開會的時候就往建設工地跑。

有次他去一個機械廠視察，工人跟他說：“您別走了，就留下吧。”他說：“我不是來指揮的，是來學習的。”

在工地上，他不擺譜。

有時跟工人一起搬水泥，戴草帽，穿布鞋。

別人勸他歇會兒，他說：“我在朝鮮戰場上都不怕，難道還怕曬太陽？”

說起來，那會兒三線建設任務很重。

西南一帶修鐵路、建兵工廠、搞配套設施，都是從零開始。

干部從北京、上海、天津調過來，工人家屬住臨時棚屋，孩子在泥地里上課，有的地方連電都沒接上。

可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硬是干出了一批質量過硬的大工程。

彭總在那段時間，幾乎跑遍了西南的大項目。

每到一處，都詳細問進度、成本、安全。

有人記得，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快不得，也慢不得，不能誤了事。”

可惜，這段時間并不長。

1966年春天，“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不久，彭德懷再次被卷入風暴，很快就被召回北京接受批判。

他在西南三線的工作也就此中斷。

后來有干部回憶說，彭總走的時候，沒通知任何人。

就像當初來時一樣，悄悄地，不聲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