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藝評｜徐佳和：藝術移植不要變成“驚悚秀”

近日，上海久光百貨中庭內，“三只小羊”品牌大衣以懸空吊掛的方式布展，如幽靈列陣，引起群嘲。步入其中的顧客，有的將之視為“驚悚的吊著人的衣服”，有的則聯想到超現實主義大師勒內·馬格利特的畫作《戈爾孔達》。不過，馬格利特若目睹此景，會否報以他那標志性的、帶著謎樣微笑的沉默？這場爭議不由得引人思考，當商業空間試圖借用高深藝術語匯時，如何避免淪為一場自說自話的“驚悚秀”？

讓我們先回到馬格利特本身。這位比利時超現實主義巨匠，一生癡迷于顛覆視覺常規，在熟悉之物中植入陌生的刺點。在《戈爾孔達》中，無數身穿深色大衣、頭戴圓頂禮帽的男子如雨滴般凝固在半空，懸浮于布魯塞爾尋常街巷之上。馬格利特的“驚異”絕非簡單驚嚇，而是制造出一種深刻的“疏離感”，堪稱精密的哲學裝置：通過剝離物體慣常的語境與重力，他迫使我們直視“存在”本身的怪異與神秘。畫中人的懸浮，是一種集體性的、靜默的“存在的懸置”，它邀請觀眾進入一場關于個體與群體關系的沉思。這種“驚悚”內蘊著潛能——將人從認知惰性中震醒，重新看見世界的不可解。

《戈爾孔達》

然而，久光百貨中庭“懸浮大衣”，在移植藝術形式的同時，似乎遺失了馬格利特藝術中最核心的轉換密鑰。問題的要害不在于“像不像”馬格利特，而在于語境與功能的徹底錯位。馬格利特的繪畫若放置于美術館的白盒子中，那是一個被默許的、預期可能會遭遇非常態的空間，觀眾帶著解讀藝術謎題的心理準備步入其中。而百貨商場的中庭，本就是流通與消費的世俗空間，是日常生活的延長線。人們在此放松、社交、購物，期待的是愉悅、親和與美的慰藉。空間設計本身就在精心營造一種誘人而安全的夢境。當毫無預警地遭遇一片懸垂的、擬人化的空衣陣列，尤其是衣物作為“第二層皮膚”所具有的親密聯想，被以吊起的姿態呈現時，其引發的本能不適與心理抵觸，便如同將手術室的無影燈突然架設在溫馨的客廳餐桌之上。藝術的“驚異”在此跌落為消費主義的“驚擾”，因為它粗暴地改寫了空間的隱性契約。

怎樣的城市公共空間，才能與超現實主義這類挑戰性藝術真正相契？超現實主義的公共表達，或許更適合那些本身具有一定反思性的場所：藝術區邊緣的實驗性地帶、公園中引發人與自然遐思的角落，或交通樞紐隱喻流動與遷徙的裝置。這些空間本身允許，甚至呼喚某種程度的非常態體驗與意義的多重解讀。

《云門》

公共藝術一詞，重心在“公共”，而非“藝術”。成功的公共藝術，恰恰是那些將藝術性深刻融入公共性的作品。芝加哥千禧公園里的《云門》由印度裔英國藝術家阿尼什·卡普爾設計，靈感來自液態水銀，其極致簡潔的造型和曲面形成的互動性反射，將市民與城市天際線納入其中，成為共享歡樂與好奇的舞臺，被南來北往的過客親切地稱作“豆子”。美國女雕塑家路易斯·布爾喬亞的系列作品《媽媽》，是一只十多米高的巨大蜘蛛，如今在倫敦、東京等地都能遇見“她”。《媽媽》象征了母親的力量，暗喻了勤勞、哺育和保護，這是所有目睹“她”的人都能感受到的。紐約的華爾街銅牛對面曾經豎起過一個“無畏女孩”銅像，這個昂首挺胸，斗志昂揚的“小不點”，跨越年齡與種族，象征著女性的勇氣和無畏精神。“她”因精準契合了時代的社會情緒，從一個臨時設置演變為當時的一個文化符號。這些得到當地人普遍所認可的公共藝術，它們創造了新的聚集理由與認同焦點，同時提供了可參與的解讀入口，人們由此產生的驚異之感是邀請性的、生成性的。

《媽媽》

馬格利特的《戈爾孔達》描繪了一群懸浮的個體，他們彼此疏離，卻又構成一片沉默的、令人不安的風景。而城市，理應避免讓它的公民在公共空間中感到冰冷的、懸置的疏離。城市公共藝術應當是一種溫柔的堅定，既能提供審美的驚奇與思想的刺激，又能守護至關重要的歸屬感與心理安全。

久光中庭里懸空的大衣現已撤走，它引發的爭議提醒我們：當藝術離開美術館的白盒子，步入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時，它必須學會用另一種語言說話——不僅關乎美學創新，更關乎社會共情、空間倫理的語言。唯有如此，藝術才能從懸置的狀態降落，穩穩地站在大地之上。

原標題：《新民藝評｜徐佳和：藝術移植不要變成“驚悚秀”》

欄目編輯：蔡瑾

文字編輯：江妍

本文作者：新民晚報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