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十年北大荒，有她難忘的經歷也有幸福美滿的收獲

1969年6月24日12點半，汽笛一聲長鳴，滿載上海知青的列車緩緩駛離上海火車站，十六歲的初中畢業范桂香站在車窗前，望著站臺上父母的身影越來越遠，淚水不由自主地模糊了她的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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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的列車一路向北，跨長江，過黃河，出山海關，窗外的景色從樓房林立，變成了低矮的房屋、成片的農田，再往后，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平原和起伏的丘陵。天空仿佛越來越低，壓在遠處的地平線上。

七十多個小時后，火車終于在黑龍江省境內一個陌生的小站停下，站牌上寫著三個字——龍鎮站。

這里沒有上海的喧囂，只有泥土的芬芳和鐵軌的味道。知青們拎著行李下了車，一眼就看見站外等候的汽車、馬車和拖拉機，排成了長龍。按照分派名單，范桂香他們幾十名上海知青乘坐馬車和拖拉機，去引龍河農場報到。

從龍鎮到引龍河農場，還有二十多里土路。馬車晃晃悠悠地走著，車輪碾過坑洼，發出吱呀的聲響。路兩旁是大片大片的莊稼地，遼闊無邊，一望無際。范桂香坐在馬車上，心里既緊張又茫然——這里，就是她今后要生活和勞動的地方。

引龍河農場的土坯房，一排一排地立在那兒。墻是土坯壘砌的，屋頂蓋著稻草，看上去很簡陋。范桂香他們幾十名上海知青被分到引龍河農場下屬的一個分場小隊，這一排排土坯房，成了他們的“新家”。

女知青住后排，男知青住前排。屋里是火炕，炕面上鋪著葦席，墻角是土坯壘砌的臺子，可供知青們放行李箱子。房間的窗戶不大，紙糊的窗欞透進來的光線有些昏暗。剛進門時，一股泥土和柴草燃燒的味道撲面而來。

“條件是差了點，大家先湊合著住，以后慢慢會好的。”隊長老張笑著跟大家解釋。

范桂香把自己的箱子放到土臺子上，摸了摸熱乎乎的火炕，失落和惆悵的感覺猛然涌上心頭。她想起上海家里那盞昏黃卻溫暖的電燈，想起弄堂口賣早點的小攤，心里一陣酸楚。

但她什么也沒說，只是默默整理行李和被褥。她知道，從今天起，她已經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了。

安頓下來，休息了一天，第三天一早，知青們就跟著農場工人下地參加生產勞動了。

當時場隊的主要農活是給黃豆地松土鋤草，農場工人管這叫“耪地”。第一次去耪地，站在一望無際的地頭，看著低矮的天空，上海來的知青算是真正體會到了什么叫遼闊。農場的耕地幾乎無法用畝來計量，一壟地一上午都鋤不到地頭。

張隊長是個四十多歲的漢子，皮膚被風吹得黝黑，說話嗓門很大。他拿著鋤頭，在地頭給大家做示范：“鋤頭要貼著地皮走，草要鋤掉，豆苗不能傷著，腰彎下去一點，前腿弓，后腿蹬，步子要穩，一下一下來。”

范桂香學著他的樣子，掄起鋤頭，卻發現這玩意兒在她手里重得像有千斤。她要么鋤得太深，把黃豆苗連土一起刨出來，要么鋤得太淺，草還牢牢地長在地里。

“哎呀，這苗又給你鋤掉了。”旁邊的老工人忍不住提醒。

范桂香心里發慌，越慌越出錯。她看著老工人熟練的動作，耪過的地壟平平整整，而自己這一壟，坑坑洼洼，草沒除干凈，苗還傷了不少。

太陽一點點升高，曬得她頭皮發燙，汗水順著臉往下淌。她回頭看看，自己已經被遠遠甩在后面，眼前那一壟地，仿佛永遠鋤不到頭。她再也忍不住，蹲在地上，眼淚“嘩”地一下流了出來。

張隊長回頭看見，趕緊走過來：“怎么了？累了？還是哪兒不舒服？”“我……我不會鋤，我老是把苗鋤掉。”范桂香哽咽著說。

張隊長嘆了口氣，也不責怪她，手把手教她使用鋤頭，告訴她鋤地的技巧，還鼓勵她說慢慢來，熟能生巧。張隊長看范桂香找到了鋤地的感覺，他就跑到前面幫范桂香鋤地，直到她攆上來搭上了幫，張隊長才返回去鋤自己那一壟地。

范桂香看著張隊長汗流浹背的樣子，心里又慚愧又感動。

臨近中午，太陽更毒了。黃豆苗只有一柞（二十多公分）多高，廣闊的黃豆地里沒有一點遮擋。范桂香突然又蹲在地上，臉漲得通紅。隊長以為她又累哭了，連忙走過來：“又怎么了？”

范桂香憋了半天，紅著臉擠出一句：“我要小解……”

“小解”是上海話，就是“小便”。隊長愣了一下，隨即明白了。他看看四周，平坦的黃豆地里一覽無余，連個土堆都沒有。

這個問題，不光是范桂香難為情，張隊長也有些尷尬。他只好喊來一名女工友：“你帶這小姑娘走遠一點，找個地方方便一下。”

女工友笑著拉起她：“走吧，咱北大荒就這樣，以后習慣習慣就好了。”

她倆走了很遠才停下。那位女工友用身體遮擋著范桂香，范桂香蹲下小解，臉紅得像熟透的蘋果，心里覺得又丟人又好笑。那位女工友等范桂香站起來，她若無其事蹲下小解，沒有一絲尷尬和不好意思。

那天收工回到宿舍，范桂香躺在炕上，渾身像散了架。手上磨出的水泡破了，火辣辣地疼，腰也酸得直不起來。她閉上眼睛，眼淚又悄悄流了出來。

可第二天一早，她還是準時出現在了地頭。

夏鋤的日子一天天過去。范桂香在汗水和淚水里，慢慢學會了怎樣握鋤頭，怎樣掌握力度，怎樣在豆壟間邁出均勻的步子。每當范桂香被落下，老工人會主動幫她鋤地，讓她歇一會。

時間一天天過去，范桂香也漸漸學會了在空曠的田野上解決那些難以啟齒的問題。再遇到“要小解”的時候，她會自己找個稍微隱蔽一點的地方，不再動不動就哭鼻子。她也慢慢發現，這些看上去粗獷豪放的農場工友，其實心都很細，對他們這些從上海來的知青都格外關愛，格外照顧。

慢慢地，范桂香鋤地的速度快了起來，不再總是落在最后。有一天，她居然在收工前，把自己的那一壟地鋤完了。她直起腰，看著被自己鋤得平平整整的豆壟，心里第一次升起一種踏實的成就感。

夏鋤結束，歇息了幾天，也就快到了最忙最累的麥收時節。

割完了麥子，還沒等打完場，又要開始割黃豆。隊里有規定：一人三壟黃豆，誰先割完誰先休息。

黃豆桿又粗又硬，鐮刀下去，要費不少力氣。范桂香個子小，力氣也不大，割得很慢。她咬著牙，一下一下揮動鐮刀，手指被磨得通紅，手心火辣辣地疼。抬頭看前面，張隊長已經割出去一大截，幾個男知青割的也很快。其中一個高個子男知青，動作尤其利索，鐮刀在他手里像飛一樣，豆桿一排排倒下。

這個人，就是周文興，他和范桂香是同校同學，卻不同班。在上海時，他們只是偶爾在校園里擦肩而過，彼此幾乎沒說過話。來到北大荒后，他們被分在同一個小隊，才慢慢熟悉起來。

周文興和她年紀差不多，卻長得又高又壯，干農活很像樣。尤其是割黃豆，比隊長割得還快，他常常是第一個割到地頭。

那天，他很快割完了自己的三壟黃豆，本該在地頭休息，卻看了一眼還落在后面的范桂香，又拎著鐮刀在對面幫范桂香割黃豆。

張隊長割完自己的三壟黃豆，也回頭來幫她割黃豆。有人開玩笑：“隊長，你老幫范桂香，她都成重點保護對象了。”

張隊長笑著說：“人家小姑娘年紀小，身子骨弱，剛來北大荒不容易，能幫一點是一點。”

聽了張隊長的話，范桂香心里暖暖的。

在那個年代，男知青和女知青之間很少說話，都刻意保持著距離。周文興經常幫助范桂香，別人倒是沒有說閑話的，一是因為周文興是知青小組的組長，他理應關愛幫助每一位知青。二是因為范桂香年齡小體質弱，確實需要別人關愛和幫助。

之后的日子里，不管是春耕春播，還是夏鋤秋收，只要看到范桂香吃力，周文興總會悄悄走過來，幫她一把。她對他充滿感激，卻不敢多想。她只是覺得，有這樣一個熱心的同學在身邊，心里踏實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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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一年一年過去，北大荒的風吹黑了范桂香的皮膚，也練硬了她的筋骨。她學會了在零下幾十度的冬天里，用凍得通紅的手喂豬、挑水。學會了在風沙彌漫的春天里彎著腰播種，學會了在烈日下鋤草，學會了趕馬車，學會了干各種農活。她也學會了堅強，不再為一點小事哭鼻子，遇到困難，她會咬咬牙，也常對自己說：別人能干，我也能干。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就到了1975年冬季，又到了上海知青回家探親過春節的日子。當時回上海過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是路途遙遠，要在車上顛簸三四天，特別辛苦。二是知青回上海探親要帶很多農產品，主要是黃豆、白面，也有一些大米或其他土特產，帶著大包小裹擠火車，那種苦難經歷沒有親身體會，真的是難以言表。

那次回上海，范桂香帶了三十斤黃豆，其他物品加一起足有七八十斤。那時范桂香的體質雖然強壯了，但帶著這么多東西擠火車，困難可想而知。

當時回上海要在三棵樹倒車，龍鎮到三棵樹這段還好說，在龍鎮上車時，工友會到龍鎮幫著送上火車，到三棵樹倒車時，就要靠自己了。那次在三棵樹乘車時，周文興幫范桂香背著一個大提包，讓范桂香在自己前邊往車上擠。

上車時，背著兩個提包的范桂香根本上不去火車，是周文興硬把范桂香推上的火車。一路上，周文興給了范桂香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愛，范桂香就是從那時愛上的周文興。可當時知青之間幾乎沒有談戀愛的，范桂香也不好意思捅破這層窗戶紙。

到了1978年，在引龍河農場插隊落戶的上海知青開始大規模返城，周文興和范桂香也做好了返城的打算。考慮到當時回上海的人太多，托運行李都很困難，他倆到了1979年初夏才回到上海。

回到了久違的上海，城市既熟悉又陌生。高樓、弄堂、電車、黃浦江……一切都還是記憶中的樣子，卻又似乎變了。父母明顯老了，頭發白了不少。

按照政策，返城不久，周文興被安置到手表廠當了工人，范桂香則被安置到供電所，做抄表收費員。工作穩定下來后，他們才開始認真考慮兩個人的未來。

有一次，兩個人一起走在上海的街頭。秋夜的風吹在臉上，帶著一點潮意。路燈把他們的影子拉得很長。

“還記得在三棵樹上車的那天嗎？”范桂香忽然問。

“怎么不記得？”周文興笑，“你背著兩個大包，差點上不去車。”“要不是你推我一把，我都不知道怎么辦。”她輕聲說。

“那時候大家互相幫忙是應該的。”他說。

“可你，總是幫我。”她抬頭看他。

周文興愣了一下，也看著她。路燈下，她的眼睛里有光。

“桂香。”他叫她的名字。

“嗯？”

“我們結婚吧。”

范桂香愣住了，心跳一下子快了起來。她沒想到，他會這么直接。

“你……你說什么？”“我說，我們結婚。在北大荒的時候，我就想過，如果有一天回城了，我要和你在一起。”周文興很堅定地說道。

范桂香的眼睛一下子濕潤了。她想起在豆地里，他一次次幫她接趟子。想起在火車上，他替她背著沉重的行李。想起無數個辛苦的日子里，他在她身邊默默陪伴。

“好呀。”她用力點點頭。

不久，他們領了結婚證，簡單地辦了婚禮。沒有豪華的排場，只有雙方的家人和幾個要好的同學。但在他們心里，這場婚禮格外珍貴。因為他們知道，這段婚姻，是在十年北大荒的風雪和汗水中，一點點磨出來的，他倆有愛情基礎。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踏實。

周文興在手表廠上班，每天和機器打交道，后來報考了電大機電專業，畢業后成了一名工程師。范桂香天天拿著居民用電登記薄，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戶抄電表、收電費。到了三十五歲那年，才回到內勤的崗位上。

工作之余，周文興夫妻倆時常會聊起在北大荒的日子。

“你還記得第一次鋤地，你蹲在地上哭嗎？”周文興有時會拿這事打趣她。

“那時候小嘛……”范桂香嘴上這么說，臉上卻泛起羞澀的紅暈。

他倆也時常會收到從北大荒寄來的信，有時候是老隊長寫來的，問他們在上海過得怎么樣。有時候是還留在農場的知青寫來的，說農場又蓋了新房子，又添了新機器。每一封信，都能勾起他們對那段歲月的回憶。

當下，范桂香已經不再年輕，頭發已花白，臉上的皺紋也在悄悄加深，她偶爾會給孩子、給孫子講起當年的故事。

“奶奶，你那時候是不是很苦？”孩子們問。

“苦啊，累得直不起腰，手上全是水泡，冬天冷得連被窩都不想出。”范桂香苦笑著搖頭。

“那你和爺爺后悔嗎？”“不后悔！那十年，有苦，有累，也有溫暖，有收獲。我在那里學會了吃苦，學會了堅強，也在那里認識了你們的爺爺。”

范桂香常說，十年北大荒，有苦有甜有收獲。她沒有忘記老隊長，沒有忘記那些在地里幫她接趟子的工友，沒有忘記那片黑土地。知青歲月，成了她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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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夜深人靜，她閉上眼睛，仿佛還能聽見北大荒的風聲，看見那一片片無邊無際的黃豆地，看見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咬著牙，在地里一點點鋤著屬于她的那幾壟地。

那是她的青春，也是一代知青共同的記憶。

作者：草根作家（感謝范大姐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