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秦獻公作為秦國崛起的第一塊基石，會被歷史徹底遺忘？

在你的歷史印象里，究竟誰才是大秦帝國崛起的第一塊基石？

是用商鞅變法、讓秦國脫胎換骨的秦孝公？是一拳打通中原、活活累死的秦武王？還是打遍山東六國，大名鼎鼎的秦昭襄王？

但是，要我說只能是秦獻公。

沒有他前面打下的基礎，后面什么變法、什么東出，可能統統都是空中樓閣。

可為什么功勞不小的他，在后世的敘事里，存在感幾乎為零？

今天，我就為你解答這些疑問……

秦獻公的成績單

那么，秦獻公究竟做了哪些貢獻呢？

要知道，他接手時的秦國，剛經歷四世之亂，那叫一個慘不忍睹。

在他爹秦靈公死后，秦國內部頓時亂成一鍋粥。

東邊的老冤家晉國雖然分家了，但分出來的魏國，經過李悝變法，成了戰國第一任霸主，把秦國按在地上摩擦。

著名的陰晉之戰，吳起率領五萬魏武卒，把秦國五十萬大軍打得滿地找牙，甚至連河西之地都丟了。

這樣的秦國，在山東六國眼里，跟戎狄也沒啥區別。

諸侯們會盟都不帶他玩，純純的西部野蠻人。

秦獻公，就是在這個至暗時刻上臺的。

所以，他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讓秦國活下去，并且要活出個人樣。

而他的改革，雖然看起來不如商鞅變法那么系統、那么聲名顯赫，但是切中要害，全是基礎。

比如，初行為市。

簡單的說，就是國家允許民間自由貿易，設立官方市場。

這意味著國家開始有序管理經濟，稅收就有了穩定來源。

再比如，為戶籍相伍。

什么叫“戶籍相伍”？就是把老百姓登記造冊，編成“保甲”一樣的組織。

五家為一伍，平時互相監督，戰時就是最基礎的軍事單位。

你看，這不就是后來商鞅變法中“編戶齊民”的雛形。

商鞅是把這件事做到了極致，但第一個在秦國開始編戶齊民的是秦獻公。

沒有這個戶籍制度，國家是無法知道你家里有幾口人、幾畝地？怎么按人頭收稅、按戶口征兵？

戰國時代之所以能動員幾十萬大軍死磕，底層邏輯就是這個戶籍制度。

當然，光有內政還不夠，戰場上你也得見真章。

秦獻公晚年，揮刀向東，打了兩次漂亮仗：石門之戰和少梁之戰。

秦獻公兩次大敗魏軍，石門之戰的勝利轟動到，連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周顯王都派人來祝賀了。

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

而少梁之戰，甚至還活捉了魏國主帥公孫痤。

周天子派人給秦獻公祝賀稱伯，這說明：在當時的國際社會看來，秦獻公時代的秦國，已經重回強國行列了。

所以，無論是對內夯實統治基礎，還是對外提升國際聲望，秦獻公都交出了一份滿分答卷。

說他為秦國的崛起打下了第一塊基石，一點都不過分。

過秦論的影響力

那么問題來了，這么一位有為之君，怎么就聲名不顯了呢？

其實，謎底就在謎面上。

一切的根源，都出在那句我們耳熟能詳的“奮六世之余烈”上。

這句話，來自西漢政論家賈誼的《過秦論》。

賈誼為了論證秦朝滅亡是因為“仁義不施”，就先拼命夸秦國祖先有多牛。

而他開篇第一棒，直接交給了秦孝公。

然后一路數下來：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到始皇，正好六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就這樣，“奮六世之余烈”的敘事中，秦獻公就這么被跳過去了。

賈誼這么寫，有他的道理。

可能他覺得，商鞅變法才是質變，所以從孝公開始算，敘事更清晰，排比更有氣勢。

寫文章嘛，總要有點文學加工。

但壞就壞在，這篇文章影響力太大了。

《史記》的作者，太史公司馬遷也是賈誼的鐵桿粉絲。

司馬遷在《秦始皇本紀》結尾，不僅給賈誼直接點贊，更是直接大段大段地引用《過秦論》。

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

于是，賈誼的這個“六世”框架，直接被司馬遷“拿來主義”，當成了寫作《史記》秦史部分的核心大綱。

而這個影響，是極其致命的。

在《秦本紀》里，當司馬遷寫到秦獻公去世，他兒子秦孝公即位時，司馬遷突然插入了一段非常突兀的背景描述。

在他的講述里，秦孝公即位時，秦國備受欺凌，甚至被當作野蠻人。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

這話，放在這里，可是嚴重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我們前面剛說了，秦獻公時代，周天子親自來祝賀，秦國已經“稱伯”了，怎么到你兒子接班的時候，又變回“夷翟”了？

這只能說明，司馬遷是為了敘事方便，直接采納了賈誼的觀點，人為地把秦孝公時代設定為秦國崛起的起點。

而為了突出孝公和商鞅變法的偉大，那就必須把前一個時代描繪得足夠黑暗。

于是，秦獻公的功績，就被這個敘事邏輯所吞沒了。

所以你看，歷史的筆桿子有多厲害？

賈誼為了文章好看，司馬遷為了敘事流暢，兩位大佬無意間的默契，就讓一位有功之君，在后世兩千年的記憶里幾乎社會性死亡了。

更深層的迷霧

那么，這說明我們找到源頭了嗎？并沒有！

如果我們再往深里扒一扒，這種孝公起點論可能還不是賈誼的原創。

在《史記·李斯列傳》里，李斯在勸秦始皇統一天下時說過：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

所以你看，這和司馬遷后來寫的那段背景描述是不是一樣，都把孝公當作一個關鍵轉折點。

這說明在秦朝內部，可能早就有這么一套官方敘事。

那么，這套敘事是誰搞出來的？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李斯主導的。

他作為秦始皇的首席筆桿子，李斯需要一套簡潔有力的歷史觀來證明秦統一的必然性。

從最有標志性的商鞅變法講起，最直觀，最有說服力。

第二個，商鞅的迷弟們推動。

商鞅雖然后來死了，但他的學派和思想在秦國一直有市場。

這幫門人弟子，為了抬高自己祖師爺的地位，自然要極力宣揚孝公和商鞅變法的劃時代意義。

在這個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就淡化了前任秦獻公的貢獻。

但不管哪種可能，都指向一個結論：在秦國內部，出于現實政治或學派斗爭的需要，秦孝公已經被符號化了，成為了秦國崛起的代名詞。

這種內部形成的政治正確，又通過李斯、通過秦國的史書《秦記》，影響到了后來的賈誼和司馬遷。

所以，秦獻公被遺忘，是一場跨越幾百年的、由政治需要、學派斗爭和文學書寫共同造成的冤案。

聊到這里，大家可以看到：歷史，從來不只是事實的堆砌，更是一場關于“話語權”的爭奪。

哪些人物能被放在聚光燈下，哪些事件能被定義為轉折點，往往取決于后來者的需要和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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