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媛 | 7107：鄉村手工廠與謀“生”的老人

陳媛

最近我到村里一家玩具廠做工，一樓客廳大概80平的場地擺著三張簡易的木板桌，堆滿五顏六色的塑料玩具，十來個老人一邊埋頭搗弄著手里的玩具零件，一邊在聊油菜長蟲要噴什么藥。老板給我安排在最基礎的組裝桌，我需要把幾個塑料零件組裝在一起，然后打兩顆螺絲，完成一個玩具小車的零部件。這是按斤計價的，一斤2塊錢，大概50個一斤，同桌的5個老人年齡在63-76歲之間，她們平均一個小時可以組裝3斤多。

第一天到工廠，隔壁的鳳姨一直在忙著教我打螺絲，跑來跑去給我找各種零件，我為耽誤她太多時間表示抱歉，她說“我這么一教你精神頭都好多了，老人精神好最重要，做多做少無所謂。”坐我對面的是74歲的花姨，她每天早上大約6點50就到了。“老了睡不著的，不來做手工難過日。”其他老人評價花姨“不缺錢花，比老板還富”，她有一兒一女，兒子在某大廠工作，年薪上百萬，女兒在鎮上開店。花姨哈哈大笑，“你們不做，也不見得沒錢花！”

雖然來去自由，也沒人監工，想什么時候來都可以，但她們極少沒事缺勤，每天堅持朝7晚10，更沒有什么節假日，老板說，“有時候廠里缺貨讓她們休息幾天，她們天天要來催，問什么時候有貨。”起早貪黑、主動加班，在塘村，大概有150個老人像鳳姨花姨她們這般在工廠里度過一天又一天，重復著看似單調的組裝。跟她們相伴的這些天里，我逐漸理解她們為什么如此熱衷于打這份工，因為她們謀的不止是“生計”，更是“生活”——有獲得感、有尊嚴、有聯結的充實飽滿的生活。

產業鏈拆分、家庭工廠與老人的新工位

塘村位于粵東山區，戶籍人口5835人，常住人口近3000人，空心化不算嚴重，當地就業機會多元，農業在家庭生產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極低，只有中老年男性種植少量青梅、龍眼等管理成本較低的經濟作物作為兼業。這里的老人普遍生活壓力不大，不需要為子代的婚姻支付太多成本，女兒大多近嫁，養老資源比較充裕。不過，老人大多不愿意給兒女增加經濟負擔，能干則干。體力好一些的低齡老人就近打零工，幫忙除草、采茶、打掃衛生等，一天有150塊左右的收入，干不了重活了就做做手工。

距離塘村50公里的澄海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就承接了大量港商的塑料玩具代工生產，融入全球玩具生產網絡，如今占據了全球約三分之一的玩具產品產能。產業鏈在追求極致成本控制的過程中，不斷拆分外發至勞動力和土地成本都更低的周邊農村，00年前后，在澄海打工的塘村人開始將一些簡單的、不占空間的組裝工序帶回村分發到老人家里，越來越多的老人加入其中，開始有人回村創業當老板，開起了家庭式小作坊。這些小作坊的創業成本不高，風險極低，場地多是自家客廳或者租用村里閑置的老房子，設備簡單，比如電動螺絲刀、操作臺等，多由后臺廠家提供，啟動資金不多，主要依賴的是打工積累的行業人脈與管理經驗。

于是，一種獨特的鄉村工業形態蔓延開來。誰也數不清楚塘村具體有多少家這樣的手工廠，如果不是屋檐下堆疊的塑料筐，有些小作坊和普通的住宅空間并沒有什么不同，五六個老人聚集在客廳里的工作臺上就開始干活了。這樣的家庭工廠大概有十幾家，還有四家規模稍大點的，租用了村內閑置的地塊搭建起大鐵皮房，有20-50個員工，包括家庭婦女和老人，承接的都是來自澄海產業集群的拆分工序，有塑料玩具、芭比服裝、手機支架一類的小商品組裝等，工序簡單，門檻不高，沒有年齡限制和復雜的科層紀律，老人們只要眼睛大概能看得清楚，手指還能動起來，有閑暇時間，哪怕腿腳不好，也能擁有一個“工位”。而且這份工作是靈活自由的，你可以隨時來隨時走，可以兼顧家務和農業生產，強度也不高。

“花自己掙的錢”——我的生活我做主

“我們父母那一代，吃一輩子苦沒享過福，我們還算好，現在有得掙有得花，也是享上福了”，鳳姨邊麻利地打著螺絲邊感嘆，“一個月賺千把塊錢，需要的時候手頭上有，不用伸手問兒子要，我就覺得很滿足，老人這樣就好。”她們的物質需求很低，兒女給的也夠花不夠了也能要，但是自己賺錢對老人來說很重要，不會覺得自己“老了沒用”，給兒女徒增經濟負擔，而且，能夠自由支配自己手里的錢，就是“享福”。

有一天上午，崔姨的鄰居路過工廠，講起剛剛在集市上的鞋攤買了一雙新鞋，拿出來給大家看，說只要20塊錢，大家都覺得很不錯，于是四五個人約好提前一點下班去“趕集”。路過一個賣日用品的攤位，看到攤主正在給其他老人展示一個磨胡椒粉的罐子，她們都覺得新奇，圍上去，各買了一個，十塊錢。找到鞋子攤，她們試了試各式各樣的小皮鞋，崔姨和鳳姨各買了一雙，花姨給老伴挑了一雙布鞋。集市上的流動攤販的目標客戶就是這些“手頭有活錢、又不會網購”的老人，當年輕人圍上去時，他們顯得沒那么熱情。

老人們說，“要被兒子兒媳看到我們有錢才好”，因為這樣“做什么事情都有底氣”。柴姨跟大家說她下個月準備去修一下村里的老房子搬回村里住了，她現在跟兒子兒媳還有三個孫子同住，孫子們大了不用她帶，又因為飲食習慣不同，兒媳不讓她做飯，她感覺自己什么忙也幫不上，不如自己住。她跟兒子提議要修繕老房子時，兒子認為去修這個房子要花費不少錢，過兩年手頭寬裕一點再說吧，柴姨說，這個錢我自己來出，我有錢。惠姨每年的工錢能存下一兩萬塊錢，她告訴我們，她現在手頭還有四萬多私房錢，這個錢去裝修老房子足夠了。”

“來做手工就不用負責做飯了，老頭在家讓他做，做飯是沒錢的，做手工有錢。”這些老人的前半生都奉獻給了家庭，或者說，她們是為家庭而勞作的，很少有自己的時間，很少關注自己的需求，但做手工，她們獲得了讓渡部分家務的正當性，展現了自己的價值，賺到錢，貼補家用也好，天冷了給自己和老伴買件新衣服又或者是給孫子們買買玩具給點零花錢，她們就很驕傲很滿足。

“我是來幫忙的”——是工廠的員工也是村莊的長者

前些天我去拜訪了村里另一個規模更大些的工廠，它是在廢棄的老宅基礎上搭起來的廠房，四百多平，有40多個員工，寬敞的空間里有車間、倉庫和辦公室，看起來更像一個比較正式的工廠。不過它跟家庭空間還是高度重疊的——丈夫負責送貨、對外聯絡，妻子負責對內管理與溝通，父母則在廠里幫忙打理內務、照看孫輩，遇到趕貨期全家人也要一起趕工。

當我跟老板娘在辦公室喝茶時，辦公室的門是敞開的，經常有工人來喝茶倒水，很自如的進出，也會跟我們嘮上兩句。老板娘說管理好工廠最重要的是“不能有老板的架子”“為人要隨和”，因為廠里的員工“不是親戚就是鄰居”“都是一家人”，她也要按照村里的輩份親切恭敬地稱呼廠里的老人“姑”或者“姨”，誰身體不舒服了，她需要主動探望，遇到不合格的產品需要返工，她也會耐心地幫忙返工，而不是斥責。這份情義是被老人看重的。

廠里的老人們常會說自己是“來幫忙的”，而不是說做工或者打工，她們也不會算得很清楚每個廠的工價差異，而是考慮哪個離自己家近，或者跟哪個老板很熟，又或者是關系好的幾個親戚朋友都在哪里做，來了就會一直做下去，遇到趕工的時候就理應要“幫忙”，她們始終相信老板是為自己著想的自家人，不是會損害自己利益的資本家。工廠的管理也是柔性的，遇到工價好的活，有些老人會多占一點放到自己的工位上，遇到這種情況，老板不是去指責，而是告訴她們，這個貨比較趕，今晚要出庫，得拿出來大家一起做，不然今晚得自己熬夜加班。權力被溫情包裹，老板依賴工人的“自覺”與“情義”，工人則享受被尊重、被當作“自家人”看待的尊嚴感，“面子是互相給的”。當我們談論起工廠近些年的逐步擴張，老板會說，“還得感謝這些姑姨們相惜，愿意來幫忙”。

鄉村工廠是一個縮小版的村莊，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工廠里的互動是基于鄉土人情倫理的，工友和老板都是自己的親戚和鄰里，沒有理性的、嚴苛的科層互動，做錯了，可以被包容，有困難，會被關照。這也是老人為何能在這個地方舒適地生活的關鍵，在廠里做工，是自由且有尊嚴的，她們是村莊共同體中被照顧被需要且被尊重的一員。

“有伴易過日”——對抗虛無與再造公共生活

花姨說“不管有錢沒錢，都要跟大家一起來做手工，有伴易過日。”老人們在工廠里有聊不完的話題，昨晚又睡不著覺了，今天種的菜發芽了，買的豬肉漲價了，誰家的孩子結婚了生孩子了，什么時候交醫保了，甚至是打了一只蚊子有多大，都會被拿出來分享。這種日常的、非正式的社交，是老人們最渴求的。如果一個70歲的老人不進廠做手工，在村里是很少能找到同齡的玩伴的。比如今年75歲的文姨，兩年前做過心臟手術，現在手有些無力，也不能久坐，她不再能像以前去工廠做手工了，每次路過，她總是獨自坐在家門口，小心翼翼地問我要不要進屋里坐一坐，有一天早上她正邀請鄰居一個年輕一些的老人到家里喝茶，但她說“我還要去喂雞呢哪里有空”，文姨有些失落，“大家都有事情忙，我每天也只能到路口轉一轉跟人嘮嘮，不敢到別人家里去”。

72歲的如姨在村里的另一家作坊做紙扎品，她那家作坊空間不大，只有40平，6個70多歲的老人在干活，這個活比做塑料玩具更簡單，不過工價也比較低，如姨覺得這個離家近，孫子們要是來找她也能找得到，隨時都能回家去，晚上做到十一點都行。如姨在這廠干了七八年了，一個月的收入有1500左右。她指著旁邊一摞摞紙品告訴我，“我不用看時間的，做到這么高，我就差不多回去吃午飯了”，她又比劃了另一個高度，“到這里，一天就過去了”。對于從家庭生產和再生產的重任中“解放”出來的老人，突然富裕的閑暇可能意味著漫長的孤獨與“無用”的焦慮，干活是她們人生的常態，所以7107這樣有規律的充實的工作節奏，如姨所描述的這種“時間的刻度”，重新為空洞的日常賦予了清晰的時間結構，勞動本身成為了填滿時間、對抗虛無感最實在的方式。

讓如姨最自豪的是，在廠里這些年，她成功撮合了兩樁婚事呢。兒孫們的婚戀是這些老人們最常提起的話題，附近誰家的孩子到了適婚年紀還沒結婚，她們都了如指掌。老人們不再是孤立的個體，她們交流著日常，交換著信息，連接著村莊。工廠的老板說，前幾年他會給一些老人送上門去，她們在家里組裝，但是這兩年很少了，最重要的原因是老人已經不是單純圖錢了，而是要“聚在一起可以聊天，有人作伴，互相較較勁誰也不服輸，干活效率還高，自己在家干，干著干著就打瞌睡了。”

有一天午飯后我到花姨家里喝茶，她時不時看一眼時鐘，到她工作的點了，我讓她快去吧別耽誤了，于是她讓她的老伴泡茶招待我。花姨把家門口的白蘿卜分裝了幾袋，說要送給廠里的其他老人，還特地裝了一袋叮囑我走的時候記得帶上。花姨的背駝了，腳也邁不太開，老伴指著她遠去的背影，說“你看這個老太，腰背腿都貼滿膏藥，也不認老，兒子天天打電話來讓我管管她，干嘛非得去受這個罪，我說她開心就行，要是不找點活干，老人老得很快的……”其實這份工作對眼睛、對腰椎頸椎都是巨大的考驗，老人們對我說，“你年輕人就不能跟我們這樣做一整天，我們老了做不做都這樣了……”對她們來說，身體的老化和疼痛是不可逆轉的，自主的勞動、活躍的身心和持續的社會參與是更需要去爭取的福祉。

鄉村手工廠的嵌入性與脆弱性

塘村的這些工廠，并非城市產業轉移的簡單“下沉”，而勞動密集型產業鏈末梢與鄉土社會結構、人口變遷深度互嵌的產物，它以“靈活、自由、低門檻”的方式激活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讓老年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持續貢獻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避免成為需要贍養的“負擔”，從這個角度講，勞動超越了經濟學意義，成為一種“社會療法”，療愈著現代化進程中鄉村老人普遍面臨的價值感剝離、社會聯結斷裂與時間秩序失焦等。塘村老人的“朝七晚十”，不是血汗工廠的壓榨，而是她們主動選擇的、充滿生命熱度的生活節奏。她們不懂“經濟的社會嵌入性”，也不懂“生產性老齡化”，她們只知道她的每一天都被充盈，她的雙手仍有價值，她的笑聲仍有回響。這些非正式工廠不僅維系著一方經濟的細水長流，更托舉著一個個步入晚年的生命，讓他們在勞動與交談中，有尊嚴地、熱鬧地、充滿盼頭地“過日子”。

不過，這些小作坊也是脆弱的，這種沒有品牌附加值的加工產業只能賺取微薄的加工費，那么效率和工人的數量決定了工廠的利潤空間，但是鄉村的勞動力池子是有限的，管理是松散的去組織化的，擴張很困難，而且要找到合適的地塊建廠房或者租到一個足夠用的空間并不容易。其次，這種規模的作坊通常只能從規模更大的工廠接單，難以對接上游廠商，被倒了好幾手的活利潤更是微薄。尤其是塑料玩具的訂單數量是隨市場波動的，訂單量少的時候，加工廠要互相競爭通過報價招標的方式爭取訂單，訂單量多的時候，銷售端會強加給你，有限的勞動力數量消化不掉這些訂單。這幾年塘村有一些小作坊已經倒閉了，一些規模稍微大些的工廠則在逐步擴張，利用社交媒體平臺宣傳，吸納更多元、地域范圍更廣的勞動力。益力玩具廠是塘村最大的手工廠，有49個員工，除了本村的老人還有來自全鎮各村的年輕婦女、聾啞人等，它就能夠直接對接上游廠商，工價比小作坊要更高，但是隨著工廠的擴張，其人員結構更加復雜，管理也更加現代化組織化程度更高，對高齡老人也就形成了一定的隱性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