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她全家被迫分離，兒女問：您后悔回國嗎？她只說了一個字

1984年10月，鄧小平同志簽署命令，授予黃翠芬“模范科技工作者”榮譽稱號，這是我國歷史上首次有女科學家獲此殊榮。命令中號召全軍指戰員特別是科研戰線同志向她學習，這份榮譽背后，是一位科學家跨越半個多世紀的科研堅守與家國奉獻。從海外求學的青年才俊到沖破阻撓歸國的愛國者，從動蕩歲月中的堅韌前行到科研領域的累累碩果，黃翠芬用一生詮釋了個人理想與家國大義的深度融合，彰顯了科研工作者“視名利淡如水，看事業重如山”的崇高精神，深刻詮釋了個人價值與國家命運、科研追求與人民福祉的緊密關聯。

黃翠芬的報國初心，在求學歲月中悄然萌芽。1921年，她出生于廣東臺山縣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自幼熱愛學習的她，在動蕩年代中始終堅守學業，1944年順利獲得廣州嶺南大學理學院化學學士學位。1947年底，為追求更穩定的學習工作環境，她前往美國與未婚夫周廷沖團聚，次年結婚后進入康奈爾大學攻讀細菌學碩士學位，畢業后在當地醫院從事研究工作，丈夫則師從國際著名生物化學家深耕科研。彼時的兩人已在海外站穩腳跟，擁有優渥的生活與廣闊的科研前景，但祖國的命運始終牽動著他們的心。新中國成立前夕，黃翠芬夫婦參加了周恩來總理組織的中華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活動，研讀了《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民族復興的希望在他們心中點燃，回國奉獻的信念愈發堅定。

歸國之路，布滿荊棘卻未能動搖他們的決心。美國移民局拒絕簽發簽證，還聯合英國領事館阻撓他們經香港回國，親友們也紛紛勸阻，建議他們前往新加坡享受更好待遇。面對重重阻礙與誘人提議，黃翠芬夫婦初心不改，毅然變賣家產，登上一艘貨船，在海上漂泊56天，歷經艱辛終于回到祖國懷抱，隨后入職山東醫學院。這份毅然決然的選擇，彰顯了他們對祖國的赤誠熱愛——個人的學術前途與物質享受，在國家需要面前顯得微不足道。

回國后的歲月，黃翠芬將全部心血傾注于教育與科研事業。在山東醫學院，她與丈夫肩負起編寫教科書的重任，分別執筆《細菌學》與《藥理學》。兩人每天晚餐后便埋頭寫作至深夜，即便黃翠芬分娩剛恢復身體，也立刻重返工作崗位。這兩部各20萬字的教科書提前完成，出版社支付的700元稿費，他們分文未留全額捐贈。當被問及為何不留存辛苦所得時，黃翠芬淡然回應：“這筆錢，人民比我更需要！”后來聽聞抗美援朝勝利消息，得知國家經濟困難，夫婦倆再次將另一筆700元稿費悉數捐獻，用實際行動踐行著為人民奉獻的誓言。

科研道路上，黃翠芬始終瞄準國家急需領域攻堅克難。1954年調入軍事醫學科學院后，她從抗美援朝衛勤總結中發現，氣性壞疽是導致傷員截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便主動牽頭開展相關研究。歷經4年艱辛探索，她帶領團隊成功研制出產氣莢膜菌疫苗，填補了國內空白，為保障傷員生命安全作出重要貢獻，也因此榮立三等功。然而，科研之路從非坦途，動蕩年代里，丈夫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發配賀蘭山下放羊，四個孩子被送往偏遠農村勞動，她自己也因“海外關系”多次受到審查。面對家庭離散與個人困境，孩子們多次問她“是否后悔回國”，她始終堅定回答：“不！”這份堅定背后，是對科研報國初心的堅守，更是對祖國未來的信任。

困境中，黃翠芬從未停下科研腳步，更未消沉退縮。她默默鼓勵丈夫堅持下去，自己則在簡陋條件下繼續深耕。她的實驗室曾是一座破舊小樓，恒溫室設在樓梯底下，僅靠棉簾隔熱，一位比利時生物化學家參觀后驚嘆：“想不到國際上最先進的技術，能在如此簡陋的實驗室開展！”憑借這份堅韌與執著，她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斬獲重大科技成果獎，后續更兩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三獲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帶領團隊取得多項世界先進、國內領先的科研成果。

作為科研領路人，黃翠芬始終低調務實，甘當人梯。她從不獨占榮譽，總是把工作機會和成果署名讓給年輕科研人員，常說“主要工作是你們做的，不應該扯到我的身上”。她廣泛引薦學生出國深造，再創造條件吸引他們回國建功，培養出一批包括國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杰出青年科學家在內的科研骨干。生活中，她更像一位母親般關懷團隊成員，為病重同事煲湯慰問，親自照料生病部屬，連自己的生日也選擇為他人付出。學術上，她鼓勵自由討論與爭鳴，堅信不同思想的碰撞是科研進步的動力。

四次登上天安門觀禮臺，見證祖國偉大變革，是黃翠芬一生的榮耀注腳。1959年帶著第一枚軍功章觀禮，1984年以模范科技工作者身份受邀，1999年用累累科研碩果獻禮世紀大閱兵，2009年見證衛生勤務車首次受閱。2011年8月9日，這位91歲的科研泰斗與世長辭，留給后人的不僅是豐碩的科研成果，更有“初心如炬、科研報國”的精神財富。黃翠芬的一生，是個人理想融入國家命運的一生，是科研追求服務人民福祉的一生。她用堅守詮釋忠誠，用奉獻書寫擔當，告訴我們：真正的科學家，永遠把國家需要放在首位，把人民利益記在心中。這份精神跨越時空，永遠激勵著后輩在科研道路上勇攀高峰，為祖國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