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義祁連山？

祁連山，雄踞于甘肅省與青海省之間，是一條由多條西北—東南走向的平行山脈與寬谷組成的巨大山系。它東起烏鞘嶺的松山，西到當金山口，北抵河西走廊，南倚柴達木盆地，不僅是我國地勢第一與第二級階梯的分界線，也構成了河西走廊、黃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單元的天然劃分。

因其獨特的地理區位，祁連山一帶自古以來便是連接中原、北方草原、西域綠洲和青藏高原四大區域的重要地區。在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通過持續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動了經濟的互補與發展，孕育了多元繁榮的文化形態。巍巍祁連，見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與發展的恢宏進程。

溝通中原與西域的重要廊道

祁連山脈不僅是一道自然地理屏障，更是一條貫通東西、連接南北的民族遷徙通道與文化走廊。祁連山豐富的冰川資源，滋養著周邊的畜牧業和綠洲農業，促成了河西走廊千百年來的農牧交錯與互動。祁連山南北兩側的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區歷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穿越祁連山的很多山地埡口也成為交通要道，以及歷朝歷代軍事防守要塞。

▲甘肅省武威市天祝縣哈溪鎮祁連山東麓雪景（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郎兵兵攝

作為一個龐大的山系，祁連山脈之間的高海拔谷地間形成了貫穿山谷的眾多古道。大量考古證據表明，這些古道在歷史上連接中原與西域、青藏高原發揮了重要作用。

青海道，早期稱羌中道，大致路線為：從今青海民和古鄯驛經西寧、日月山進入柴達木盆地東緣，再由天峻、希里溝、都蘭寺折向新疆若善往西直抵西域，是古代絲綢之路南線的重要通道。魏晉南北朝至唐代，絲綢之路北、中道因戰爭而中斷，吐谷渾部建立政權，統領西北的羌、氐等部落，其所轄屬地西與西域諸國接壤，北與河西走廊相連，成為西北地區溝通各方的紐帶。處于吐谷渾管轄之下的青海道一度代替了河西走廊，成為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這一時期，此道也被稱為“吐谷渾道”。因此，青海道的發展始終貫穿著多元文化交融特色，昆侖文化、古羌文化、河湟文化、吐谷渾文化等區域性文化在這里不斷發展繁榮。

大斗拔谷古道是穿梭于祁連山脈的另一條重要線路，以險峻著稱。其大致路線為：從今甘肅蘭州出發，沿狹長的湟水谷地西行，經青海西寧后沿北川河北上，翻越達坂山后進入青海門源；繼而西行，翻越托來山的景陽嶺埡口到達峨堡鎮，轉向北上，經祁連山埡口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張掖，最后連接河西走廊。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就選擇了這條迂回而艱險的路線。他們從長安出發，到達蘭州后渡過黃河。當時的河西走廊屬于匈奴控制的區域，為避開匈奴，張騫一行穿越湟水谷地，從扁都口翻越祁連山進入張掖。

最負盛名的還是河西走廊。這條自武威入、從敦煌出的千里長廊，地處黃河以西，夾在祁連山脈和阿拉善高原之間，是一條呈北西—南東走向的狹長地帶，并因位于黃河以西、形如走廊而得名。河西走廊東西長約1000公里，南北最寬處近200公里，最狹窄處只有數公里。河西走廊因張騫“鑿空西域”的壯舉而聞名天下，見證過祁連山雪水消融的滄海桑田與絲路繁華，成為跨越歷史的文明交融永恒驛站。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漢武帝派遣霍去病兩征河西，迫使匈奴渾邪王、休屠王率部歸漢，之后河西被納入漢朝管轄范圍。漢武帝在此設立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從此被打通。

這些古道共同構成了以祁連山為中心的交通網絡，成為千百年來各民族遷徙以及文化交流的通道。如今的G30連霍高速、G312國道、G277國道以及蘭新高鐵等線路，都是沿著扁都口及河西走廊一帶布局。特別是蘭新高鐵的建設，將甘肅、青海乃至青藏高原納入到國家高鐵主干網絡，顯著提升了區域交通能力，帶動了青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

從未中斷的人口流動

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祁連山地區始終是多民族交往、遷徙與融合的舞臺。月氏、烏孫、匈奴、氐、羌、漢、鮮卑、盧水胡、吐谷渾、吐蕃、回鶻、突厥、粟特、黨項、蒙古等都曾在此活動，創造了多元共生的社會格局。

▲在甘肅省岷縣二郎山上，“花兒”歌手與薩克斯愛好者對唱交流。新華社記者　陳斌 攝

先秦至西漢前期，原本生活在這里的烏孫、月氏等舉族遷出，相繼進入伊犁河流域以及天山以北的廣大地區，加強了河西與西域的交流互動。秦末漢初之際，匈奴成為這里的主要族群。漢武帝時期設立“河西四郡”，推行屯田戍邊，大量中原人口移入河西地區。這一時期，出現了農牧交錯雜居的局面，人口與經濟生產得到進一步發展。絲綢之路也自此貫通，成為連接東西的重要通道。

魏晉南北朝時期，氐、羌、鮮卑等族群開始大量遷入河西走廊，其中鮮卑的遷徙范圍最廣，影響最大。祁連山地區先后歸北涼、北魏、吐蕃、回鶻、西夏等政權所管轄。這一時期，人口流動頻繁，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更為廣泛而深入。河西儒學和佛教的發展，促進了各民族文化上的融通。張掖高臺、嘉峪關、敦煌等地博物館珍藏的魏晉壁畫磚上，繪有穿著漢服的人物居住氈帳、欣賞胡樂的場景，正是當時民族文化互滲的真實寫照。

▲甘肅省高臺縣魏晉壁畫的擊鼓圖。來源：甘肅省博物館

隋唐時期，吐谷渾、突厥、回鶻、吐蕃等族群活躍于祁連山周邊。隋代，盤踞河西一帶的吐谷渾勢力漸強，時常侵擾隋朝西部邊境。隋煬帝于大業五年（609年）發動西征，重新打通和掌控絲綢之路。同年六月，隋煬帝西巡張掖，在焉支山下大會高昌王鞠博雅、伊吾土屯設等西域二十七國王公使臣，召開集商貿、文化、外交為一體的“萬國博覽會”。唐代，吐蕃占據整個青海地區，唐朝通過和親等方式與吐蕃保持政治聯系。甘州回鶻政權崛起，接受唐朝冊封，保持朝貢、和親的甥舅關系。

北宋時期，河西走廊依舊處于回鶻與吐蕃勢力之下。到了元代，人口流動主要是以屯田駐軍為目的遷入的漢族和蒙古族移民。值得一提的是，1247年，蒙古王子闊端在涼州（今甘肅武威）與西藏宗教界領袖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舉行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和談，后世稱為“涼州會盟”。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奠定了西藏正式歸屬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基礎。

明朝建立后，西北設“關西七衛”（嘉峪關以西稱“關西”），并遷移大量漢族軍民移民實邊。清代則延續了之前對于河西走廊軍事化的管理，清政府對西北準噶爾部用兵期間，河西走廊又成為清朝與準噶爾部戰爭的大后方和“軍需總匯”的主要基地。

在近代共同抵御外侮的斗爭中，祁連山地區的各族人民更是緊密團結，生死相依。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各族群眾曾在抗美援朝時期踴躍捐款，捐獻了名為“天祝號”的戰斗機，展現了濃烈的愛國情懷與強大的民族凝聚力。這種在危難時刻迸發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數千年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積淀的必然結果。

共創共享的文化遺產

在漫長的歷史交往中，祁連山地區各民族共同創造了共有共享的文化符號，留下了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武威古靈鈞臺、武威鳩摩羅什塔、西寧虎丘等眾多文化遺產。

石窟藝術與壁畫是祁連山地區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立體畫卷。洞窟壁畫中吐蕃、回鶻、黨項、蒙古、漢等各民族的供養人并列，畫中的金銀器物、織物紋樣等也明顯融合了中原與西域以及波斯等地的工藝特征。琵琶、箜篌等西域樂器在壁畫中多次出現。其中，榆林窟第25窟主室北壁彌勒經變中的“嫁娶圖”，不僅展現了吐蕃男子與漢族女子的婚禮場景，青廬、鞍馬、屏風等道具布置更展現了胡漢文化交融。敦煌壁畫的圖像敘事，直觀體現出古代絲綢之路上各民族生活、文化藝術上的深度互動，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的歷史見證。

▲位于甘肅瓜州縣的榆林窟（2025年10月31日攝，無人機照片）。圖源：新華社

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生生不息。在甘青兩地的藏、蒙古、土、撒拉、裕固等民族中，史詩《格薩（斯）爾》廣為流傳。《格薩（斯）爾》是多民族文化在互相影響、互相交融中形成的文化瑰寶，并在世代民間傳唱中不斷豐富。其中，土族《格薩爾》就是在藏族《格薩爾》的深刻影響下產生的一部以韻散體形式說唱的長篇史詩。

“花兒”是甘青地區又一個多民族共創共享的文化符號，廣泛傳唱于漢、回、藏、土、東鄉、保安、撒拉、裕固、蒙古等民族中，是承載集體記憶、見證多民族共生歷史的“聲音活化石”。西北地區特色的音樂曲調是“花兒”的源頭，漢語河州方言是“花兒”演唱的主要語言形式，唱詞中同時融入了不少少數民族語言詞匯。

時至今日，這一文化傳統以活態傳承形式得以延續。每年在甘青等地，有上百場“花兒會”，吸引著數萬至數十萬各族群眾參與，成為連接歷史與當下、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大文化節日。

各民族傳統節日的形式與內涵與時俱進，在新時代不斷煥發新生。祭鄂博原本是肅南裕固、蒙古等民族祭祀原始宗教山神、財神的重要儀式，經過創新傳承和發展，如今已演變為促進各族群眾情感交流、推動地方文旅產業發展的綜合性社會文化載體。

祁連山不僅是一條地理紐帶，更是一部無言的史冊。它見證了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包容特質，也見證了各民族在漫長歷史中血脈相連、命運與共，凝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輝煌歷程。祁連山的歷史，為我們理解“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所蘊含的強大凝聚力與生命力，提供了一個深刻而鮮活的典范，是中華文明宏大史詩堅實的地理注腳。

【作者簡介：祁進玉，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瀚丹，河西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民族志研究及數據庫建設”（項目號17ZDA155）階段性成果。】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周芳 海寧

制作 | 胡曉蝶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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