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盲、小腳、大6歲，被誤認為保姆，他仍要向世人宣告：她是我妻

1899年的一個秋日，河北樂亭縣大黑坨村的一場婚禮引起了方圓數十里的議論。

這位新郎就是李大釗，當時他只有10歲，穿著不合體的紅色喜袍，站在大堂前還不及成年人的肩膀高。而新娘是16歲的趙紉蘭，蓋頭下是一張稚氣未脫卻神情肅穆的臉。

最令人驚訝的是，當儀式進行到新人向賓客敬酒時，家人不得不悄悄在新郎腳下墊上一個小板凳，否則這孩子連酒杯都遞不到客人手中。

“造孽啊，十歲的孩子懂什么婚姻？”“趙家姑娘也是可憐，這一嫁過去就要當娘又當姐。”

賓客們的竊竊私語被新娘趙紉蘭聽見了。她微微側過頭，透過蓋頭的縫隙看見身旁矮小的“丈夫”，此時心中五味雜陳。

按照傳統這時應該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然而這場婚姻從一開始就被打上了“特殊”的烙印，女大丈夫6歲，丈夫卻還尚幼，這是典型的封建包辦婚姻。

但沒有人知道，此刻趙紉蘭心中正默默許下一個承諾：既然命運如此安排，我必不負所托。

他們婚后的生活，與其說是夫妻，還不如說是姐弟。每天清晨趙紉蘭就會用那雙被纏得纖細的小腳蹣跚著起床，生火做飯，漿洗衣物。

10歲的李大釗則像往常一樣，捧著書本在院中誦讀。有時讀得入迷連吃飯都會忘記，趙紉蘭便會將飯菜溫在灶上，靜靜等待著。

“紉蘭姐，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年幼的李大釗常常拿著書本請教。趙紉蘭不識字，只能是搖頭：“我不認得字，你去問爺爺吧。”

但這樣的對話從未讓趙紉蘭感到難堪。相反，她對這個聰慧好學的“弟弟”充滿了憐惜。因為她知道李大釗的身世。

李大釗出生前7個月父親去世，不滿周歲母親又離世，后來是由年邁的祖父李如珍撫養成人。

其實他們兩家是鄰村，趙紉蘭的父親趙文隆與李如珍是故交。當李如珍為孫子的未來憂心時，趙文隆提出將自己的三女兒紉蘭許配給李大釗。

在那個年代，這既是為孤苦孩子尋個依靠，也是兩家情誼的延續。

有一次李大釗因紙張用盡無法練字而被祖父責備時。趙紉蘭看見他躲在柴房偷偷抹淚，她什么也沒說，第二天就將自己做女工攢下的幾文錢塞給他：“去買紙吧，好好讀書。”

多年后李大釗回憶這一幕還時常說：“那幾文錢，比后來任何人給我的資助都更沉重。”

1905年，李大釗提出想去永平府中學堂讀書。這對貧困的李家而言是個艱難的決定，因為學費、路費、生活費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李如珍爺爺猶豫不決時，趙紉蘭站了出來：“讓耆年去吧，家里有我。”

這句話，她說得輕描淡寫，其實背后卻是千斤重擔。為了湊足學費，她當掉了母親留給自己的唯一嫁妝，一對銀鐲子，為節省開支，她開始接更多的縫補活計，常常在油燈下做到深夜。

臨行前的一晚，趙紉蘭為李大釗整理行裝。昏黃的燈光下她一邊縫補衣裳，一邊輕聲叮囑：“在外要照顧好自己，家里別惦記。”

李大釗突然問：“紉蘭姐，你為什么不識字？”趙紉蘭的手突然頓了頓：“女孩子家，識字做什么。”

“我教你吧。”李大釗眼中閃著光，“識字了你就能看懂我寫的信，也能自己記賬了。”

從那天起，只要李大釗在家，晚飯后便會教趙紉蘭認字。從最簡單的“人、口、手”開始，到后來能寫自己的名字“趙紉蘭”。

當她第一次歪歪扭扭寫出這三個字時，竟像孩子般高興：“我會寫名字了！”

李大釗看著妻子因興奮而泛紅的臉頰，心中第一次涌起了超越親情的情感。這個一直被他當作姐姐的女性，此刻在他眼中有了不一樣的感覺。

1907年，李大釗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又獲得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的機會。隨著學識的增長和眼界的開闊，他開始接觸并接受新思想，對封建禮教產生了深刻批判。

在日本的李大釗，與許多有思想的青年一樣，對包辦婚姻持否定態度。他在文章中寫道：“中國的家庭，是專制的源泉，中國的婚姻，是奴隸的鎖鏈。”

然而每當寫下這些文字，他眼前總會浮現妻子趙紉蘭的身影，那個小腳女人，用瘦弱的肩膀撐起了他的天空。

矛盾在他心中滋生。一方面作為新青年，他理應反對這種封建婚姻，而另一方面，趙紉蘭對他的付出是真實而沉重的。

有一次，留日同學談起各自的婚姻狀況，有人激動地說：“回國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包辦婚姻！”輪到李大釗時，他沉默良久后緩緩道：“我的情況有些特殊。”

他確實想過這個問題，但每次想象自己向趙紉蘭提出解除婚姻的畫面，就會想起那雙在油燈下為他縫衣的手，想起她為他當掉的銀鐲子，想起她每次送別時強忍的淚水。

在給趙紉蘭的信中，他這樣寫道：“紉蘭：東京櫻花已開，異國風光雖好，終非故鄉。你與孩子可安好？家中諸事辛苦你了，我在這里學習新知，常思國家之未來，亦念家中小兒。你教孩子識字否？勿忘我教你的那些字。”

這封信被趙紉蘭請村里的先生讀了三遍，然后珍藏起來。她不完全理解丈夫信中的新思想，但能感受到那顆報國之心。

1916年，李大釗回國投身新文化運動，成為《新青年》雜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將趙紉蘭和孩子們接到北京，住在北池子胡同的一處簡陋院落。

此時的他們的生活發生了兩個非常顯著的變化：一是李大釗已成為思想界的新星，家中常有進步青年、學者往來，二是家庭經濟更加拮據，因為李大釗把大部分薪水都用于革命活動和資助貧困學生。

一個夏日的午后，李大釗正在與陳獨秀、胡適等人討論“文學革命”的話題。趙紉蘭像往常一樣默默準備茶水點心。

她穿著樸素的粗布衣服，因常年勞作而略顯粗糙的雙手端著茶盤，小心翼翼地給每位客人斟茶。

一位剛來的年輕學生低聲問旁邊的人：“這位是李先生家請的保姆嗎？倒是挺周到的。”

聲音雖很輕，卻清晰傳入到了趙紉蘭的耳中。她身體突然明顯一僵，茶水差點灑出，但她很快恢復平靜繼續完成手中的工作。

討論結束時，李大釗突然站起身，慢慢走到趙紉蘭身邊，然后鄭重地向在場所有人說道：

“請允許我向大家正式介紹：這位是我的妻子趙紉蘭女士。這些年如果沒有她的支持，我不可能專心學問，更無力投身我們所談論的事業。”

屋內瞬間安靜。陳獨秀率先起身，向趙紉蘭點頭致意，胡適推了推眼鏡神情復雜，而剛說保姆的那位年輕學生此時已滿臉通紅，不知所措。

趙紉蘭低下頭，用圍裙擦了擦手輕聲說道：“我去看看孩子。”便轉身離開了客廳。

那天晚上李大釗對趙紉蘭說：“對不起，讓你受委屈了。”趙紉蘭搖搖頭回復道：“我沒什么，只是怕給你丟臉。”“丟臉？”李大釗握住妻子粗糙的手，“你是我的驕傲。”

隨著李大釗革命活動的深入，趙紉蘭的角色也在悄然轉變。她不再僅僅是家庭主婦，更成為了革命工作的無名守護者。

她學會辨認各種暗號：窗臺上花盆的位置變化表示安全與否，晾曬衣服的特定順序傳遞著信息。

她記住了常來家中每一位同志的特征和化名，能在危險來臨時迅速做出反應。

1924年，李大釗被北洋政府通緝，不得不躲到蘇聯大使館居住。這段時間趙紉蘭成了他與外界聯系的生命線。

她每隔幾天就會以送換洗衣物或食物的名義前往使館，實際上傳遞著重要情報。

一次特別危險的經歷發生在1925年春。

趙紉蘭需要將一份重要文件從使館帶出交給城外的同志。她將文件縫在孩子的棉襖夾層中，抱著孩子剛出使館不久就發現被人跟蹤。

特務尾隨她穿過兩條街巷，趙紉蘭心跳如鼓，表面卻鎮定自若。她走進一家布店假裝挑選布料，趁特務不注意時從后門迅速離開，繞了好幾個彎才甩掉尾巴。

到達約定地點時她的后背已被冷汗浸透，懷中的孩子卻安然入睡。

“紉蘭，以后不要再冒這樣的險了。”知道此事的李大釗心疼地說。趙紉蘭卻異常堅定說道：“你們做的事比我危險百倍，我這點風險算什么。”

在那些風雨飄搖的日子里，趙紉蘭以最樸素的方式理解著丈夫的事業。

她可能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深奧理論，但她明白丈夫和同志們是在為窮人爭活路，為這個國家尋出路。這就足夠了。

1927年4月6日，李大釗在北京蘇聯大使館被捕。消息傳來時趙紉蘭正在為孩子們縫補春衣，針尖瞬間刺入手指，血珠滲出，但她卻渾然不覺。

她開始四處奔走，變賣所有能變賣的家當，求遍所有可能幫忙的關系。

有人勸她道：“別白費力氣了，張作霖要殺的人，誰能救得了？”趙紉蘭只是重復一句話：“我得試試，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探監時，她看到李大釗身穿囚服，卻神態從容。“紉蘭，不要哭。”李大釗隔著柵欄說，“告訴孩子們，父親走的是一條光明之路。”

趙紉蘭強忍淚水，從包袱里取出他最愛吃的綠豆糕：“我給你帶了點吃的。”李大釗打斷她說道：“我很好，不必擔心，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你和孩子們。紉蘭，這些年苦了你了。”

4月28日，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被秘密處以絞刑，年僅38歲。就義前李大釗留下最后一段話：

“告訴我的妻子，我對不起她，但我感謝她。告訴我的孩子們，要記住他們的父親為什么而死。”

趙紉蘭得知噩耗時沒有嚎啕大哭，只是靜靜地坐在窗前望著院中李大釗親手栽種的海棠樹。

許久后她才對長子李葆華說：“你父親走了，我要把他的事情做完。”

第一件事是安葬。由于當局不允許公開安葬革命者，趙紉蘭只能將靈柩暫厝于妙光閣浙寺。這一停就是6年。

6年里趙紉蘭獨自撫養5個孩子，生活極其困苦。她靠給人縫補、漿洗、做針線活維持生計，常常一天只吃2頓稀粥，但卻把稠的都留給孩子。

有人勸她改嫁或送孩子回老家，她總是搖頭說：“守常的孩子，我必須親自帶大。”

長期的勞累和悲痛侵蝕著她的健康。1933年春，趙紉蘭突然病重，她自己清楚自己的身體已支撐不了多久了。

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讓丈夫入土為安。

在朋友幫助下，她發起公葬募捐，得到了社會各界進步人士的響應。

魯迅捐了一筆不小的數目，許多素不相識的工人、學生捐出微薄的工資和伙食費。

1933年4月23日，李大釗的公葬儀式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示威。送葬隊伍長達數里，花圈挽聯如海，沿途不斷有人加入。國民政府派出軍警阻攔，卻擋不住洶涌的人流。

趙紉蘭抱著病體參加了葬禮。當看到丈夫的棺木終于入土時，她輕聲說：“守常，你可以安息了。”

一個月后，1933年5月28日，趙紉蘭病逝，享年50歲。臨終前她對子女說：“我把你們父親的事情辦完了，現在可以去見他了。”

按照她的遺愿，子女將她與李大釗合葬于萬安公墓。這對始于包辦婚姻的夫妻，最終以生死相隨的方式完成了他們感人至深的愛情誓言。

一個追求光明的理想主義者，和一個用全部生命支持這種追求的普通人，一個試圖打破舊世界的男人，和一個在舊世界中給予他最堅實支撐的女人。

山河作證，歲月為憑！李大釗與趙紉蘭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