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被判處絞刑，施刑者為何故意折磨他40分鐘？22年后真相大白

1950年12月的上海，寒風透骨。深夜里，一輛吉普車悄悄停在靜安寺路口，公安人員將一名化名“陳柏年”的老人戴上手銬，這名老人正是當年指揮闖入蘇聯大使館、活捉李大釗的陳興亞。拘捕筆錄傳回北京后，一條被塵封多年的線索隨之浮出水面：絞刑架在哪？為何要連續三次上絞，足足折磨李大釗四十分鐘？

陳興亞交代，他不過是傳令者，真正動手的是奉系憲兵司令部的三人小組。“我們那會兒誰敢不聽張大帥？”他低聲嘀咕。審訊記錄送到中央后，北京市軍管會文物部立即與公安系統對接，追查刑具下落。此時距離李大釗遇害已整整二十三年，人們對那座木質絞刑架的印象，只剩舊日報紙里的幾張模糊照片。

1949年春天，北平完成和平解放。文物部副部長王冶秋忙著接管博物館，仍不忘囑托同事：“找到那架刑具，把編號寫成0001。”在他看來，一件木架或許比金縷玉衣更能提醒新政權：勝利來得不易。三月里他和同事于堅用兩輛自行車，在德勝門外荒院中看見幾根倒伏的黑木，上面還掛著斷裂的麻繩。二人借來撬杠，小心拆卸，拖回故宮北院，第一件館藏就此落檔。

絞刑架歸檔不到一周，市委書記彭真批示：兇手必須落網。公安局按年代翻卷宗，從京師警察廳、奉系憲兵司令部到北洋政府法庭，一份份名冊重新核對，終于拼出了“四人名單”——吳郁文、王振南、雷恒成、陳興亞。抓捕隨即展開。22年謎霧，開始被抽絲剝繭。

時間回到1927年4月28日。上午十點，京師看守所門前戒備森嚴。特別法庭剛草草宣判，二十名被告全部“死刑立即執行”。李大釗邁上木臺時神情平靜，他向劊子手要紙筆，被拒后便踱步站定。施刑者拉動杠桿，不到一分鐘他已失去知覺，卻又被強行解下潑水喚醒。有人勸降，他淡淡一句：“革命終會勝利。”第二次絞昏，再度松綁，血色退去更顯蒼白，他只冷冷回應：“力求速辦！”第三次，杠桿咔嚓落下，再無猶豫。足足四十分鐘，行刑者才把他放下，脖頸上留下三道深痕。

為什么要如此反復？在后來審訊中，吳郁文供述：“上頭吩咐，要讓他多受點折磨，看能不能臨死開口。”所謂“上頭”，一份夾在舊電報堆里的密碼電文給出提示。電文落款“中正”，內容簡短：“共黨要員，速決，務令首犯示眾。”解碼員判斷，這是蔣介石在北伐途中發給張作霖的密電。張作霖擔心北方輿論失控，索性用最殘酷的“三絞處決法”，以威嚇其他左翼人士。這就是四十分鐘酷刑的直接原因。

張作霖對外宣稱“李大釗供詞甚多”，實則毫無證據。被捕期間，李大釗遭竹簽釘甲、鞭刑夾指，卻只留下十二字：“我系共產黨，其余概不知。”面對利誘，他回絕同鄉楊宇霆：“斷頭流血，民族氣節不可辱！”獄警回憶，李大釗常借遞飯工夫，給年輕犯人講《共產黨宣言》，還勸看守“別當軍閥的刀把子”。這種骨氣，讓奉系高層又恨又怕，才有后來的變態行刑。

北平解放22年后，案件逐一收網。1951年6月，吳郁文在前門大街落網。抓捕現場氣氛詭異，他躺在炕上，見民警進門只說一句：“我早知躲不過。”由于肺病嚴重，審訊不得不分段進行，1953年他病死獄中。三個月后，雷恒成在上海被捕，這名自稱“趙志安”的算命先生被揭穿身份時還辯解：“我已削發為僧，功過兩消。”主審法官冷冷答道：“血債不能靠剃頭抵消。”同年年底，雷恒成被執行死刑。1955年，最后一環王振南被定罪，法庭用那副絞刑架的照片作為證據，他低頭啞口無言。

至此，李大釗案核心兇手悉數伏法。絞刑架編號0001，至今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展柜內，木質已漆黑開裂，麻繩卻依稀可見三道勒痕。它沉默無聲，卻記錄了那四十分鐘里人性的極端，也見證了22年后鐵案昭雪的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