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4架“美國戰機”向二營襲來，營長陳輝亭的謹慎救了空七軍

1968年1月的一個陰雨清晨，廣西寧明機場的跑道上還殘留著昨夜的雨痕。指揮車里，綠色熒光屏不斷閃爍，高低不平的回波把值班號手的神經繃得更緊。就在幾分鐘前，雷達站把一串陌生目標上報給二營——方位東南，速度六百多公里每小時，四機編隊，特征與美軍小型偵察機高度吻合。

“營座標定完畢，等待命令！”引導技師聲音壓得極低。陳輝亭站在地圖前，食指在紙面上輕點，那條標記敵機航跡的紅線正朝基地筆直而來。四十九歲的他歷經朝鮮、東南沿海多次實戰，習慣在最短時間里合成全局，卻從不在第一秒下達開火口令。

半小時前，寧明機場維修中隊剛完成一架殲-6的大修試飛。陳輝亭親眼見到那架銀灰色機身呼嘯升空，隨后又聽到三機編隊緊隨其后。按照常態，空七軍不可能在同一空域再放別的飛機，可此刻雷達確實咬住了四個“來犯者”。不對勁，他心里嘀咕。

值班參謀遞上一份補充測報——目標高度三千米，機型信號弱，疑似螺旋槳機。美軍近年派螺旋槳機偕同噴氣機騷擾的先例幾乎沒有；更奇怪的是，遠在越南的美機極少直接深入廣西腹地。疑點越積越多，陳輝亭皺著眉，“再等等。”他把話說得極輕，卻讓周圍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上級的電報催得急：“敵機距離陣地九十公里，做好射擊準備。”引導技師右手懸在按鈕上，額頭見汗。照流程，目標一入六十五公里便可解鎖開火；可陳輝亭又拖了一把，“進十七公里打。”理由只有一句——“辨明敵我最要緊。”

空七軍指揮所電話再次響起，這回帶著火氣：“陣地外無我機，立即擊毀來襲目標！”這種斬釘截鐵的口氣，在聯合防空體系里屬于“硬指令”，拒不執行需承擔軍紀后果。作戰參謀低聲提醒：“營長，再晚就出射界了。”陳輝亭沒接，眼睛仍盯在圖板，指甲敲打木框，節奏穩定。

十七公里警戒圈終于被陌生信號踏破。引導技師轉過頭，眼神里帶著請求。陳輝亭揮手，意思是“繼續保持”。一分鐘后，四架光點在雷達屏幕上突然分散，以近似我軍戰斗機空中搜索的隊形交錯——這下更像自己人了。就在此時，機場塔臺緊急通報：早晨例行大修試飛的那批殲-6因無線電故障，正在東南方向盤旋等待指令！一句話，所有疑霧瞬間散去。陳輝亭旁邊的副營長忍不住出聲：“幸虧營長壓住了。”他只回了三個字，“講規矩。”

事情并未就此結束。為了避免再抹黑雷達，空七軍決定讓那四架殲-6繞場降落其他機場。二營陣地直到最后一架己方飛機離開射界，才解除戰斗配置。防空火力網始終沒響一炮，卻保住了四名飛行員的性命，也維系了戰時管控的嚴肅。

事后，空七軍作戰處處長抵達寧明。那天午后，處長推開指揮帳篷，第一句話帶著喘氣：“要不是你們撐住，這仗肯定要寫進事故通報！”說完緊緊握住陳輝亭的手，力道很大。現場沒人鼓掌，卻都默默站直，這是防空兵特有的表達方式。

要理解陳輝亭“再等等”的分量，得把鏡頭拉回十多年前。1952年春，他還是高炮511團一名十八歲的小作戰員，在朝鮮前線的鐵軌邊繪圖。那次趕赴62師途中遭美F-51連番俯沖，他指揮司機憑“S”形機動硬生生閃掉兩輪掃射。活下來的人，總能在生死節點里多掂量一秒，日后就是那一秒救下更多人。

1958年，我軍組建地空導彈兵，陳輝亭進入第二營當作訓參謀。三年后，U-2高空偵察機頻頻掠過西北與華中腹地，二營移防打游擊。1962年南昌以東的擊落，1963年安徽境內的近快戰法，1964年那次震動全球的連夜三連捷，三枚導彈把U-2從二萬米高空“拽”下來，都是在他的操盤表里。毛主席見到二營時留下“英雄營”題詞，劉亞樓司令也在慶功宴上說過一句玩笑，“第一次見你是少尉，現在大尉了，再打下去可要跳三級。”

實戰經歷豐富，卻讓陳輝亭更信服流程。導彈兵打法講究數據閉合，指揮員越沉得住氣，越能把多渠道情報整合成一張真正可信的戰場圖。寧明機場那天，十七公里開火線往后推遲不到三分鐘，可對飛行員而言，卻是生與死。稍有不同就是完全相反的結局。

有意思的是，這場“虛驚”剛過沒多久，空七軍內部調研給二營開出一個“尋找系統薄弱環節”的課題。陳輝亭把當天每條語音、每份通報、每一次測距記錄摘抄進筆記，隨后寫了長達二萬字的《低空不明目標處置流程建議》，措辭嚴苛。他提出：雷達失鎖時必須有第二套手段核查，塔臺、陣地、指揮所的點對點驗證要形成閉環，不得用“應無我機”這種含糊句式。報告呈送上級，相當一部分條款被納入后續條令。

1972年越南請援，二營抽組專家隊入河內。那年四月，陳輝亭帶隊的首戰就憑一發導彈擊落美海軍A-117，對方戰機陡然爆炸，越軍指揮所一片歡呼。當地軍報寫評論，說來自中國的導彈兵“把白紙黑字的條令變成了活生生的戰斗動作”。越軍司令論功行賞時，給陳輝亭掛了三級戰功勛章，還送上一把老式莫辛-納甘步槍留念。他笑著接過，只回一句：“勛章給部隊，槍放我辦公室警醒自己。”

1986年，二營對外開放成為演示單位。外軍代表團參觀時，常拿當年U-2墜毀殘骸拍照留念，又對那樁“差點打錯自家機”的案例充滿好奇。接待軍官通常只用一句話總結：“謹慎是最好的保險。”此言聽來平淡，卻正是導彈兵歷次生死考驗里打磨出的定律。

1988年新軍銜制恢復，陳輝亭領到少將肩章，按慣例要照相存檔。照相師讓他舉手敬禮，他側身片刻，忽然把右臂放了下來——“手別抬那么高了，鏡頭里看不見雷達屏幕可惜。”一句玩笑，卻道出半生情結：人在屏幕外，命在屏幕上，敵我、快慢、真假，全憑那一圈圈綠光遞進逼近。

退休后，他住在北京西郊的小院，院墻外是空軍科研所的干道。每當新型飛機試飛轟鳴而過，涼棚下的老兵們會抬頭望一眼，嘴里感嘆“速度又快了”。陳輝亭卻極少插話，只是把茶杯放低幾毫米，目光追著天空線默默計時——他依舊在算距離、算方位、算那條熟悉的十七公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