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熊瑾玎病危，周總理問他有沒有留下話，朱端綬交給他一張紙條

1938年冬夜，山城重慶霧氣翻滾，《新華日報》的鐵皮屋頂噼啪作響。熊瑾玎剛從印刷車間出來，衣襟掛著墨點，看到滿紙鉛字跳躍，才稍稍放下心。此時離開版不到三小時，敵機隨時可能來轟炸，報紙卻必須按時送到沿江各埠，這種緊繃狀態他早已習慣。也正是從這座臨時搭建的報社，熊瑾玎與周恩來的革命情誼愈發深厚，直到三十五年后那場病危探視，他們依舊以同志相稱。

把鏡頭拉回半個世紀前。1886年，湖南鄉村，窮醫生家里添了一個瘦小的男孩，取字慶庭，后來自己改號瑾玎，意思是“堅如玉石”。私塾七年，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鄉親都說這孩子念書有股狠勁。20歲那年，他闖進徐特立辦的師范速成班，一頭扎進新思想浪潮。徐特立推薦他去印刷廠做校對，他第一次摸到鉛字，才知道文字還可以變成火藥。

印刷廠薪水微薄，他卻樂在其中。晚班結束，燈下抄《新青年》，批注密密麻麻。1914年在楚怡小學任教時，他把這些批注拿去課堂，結果一個學期不到就被校方解聘，理由是“過于激進”。走到絕路時，又是徐特立接納，把他安置在孤兒院授課。沒工資，他就自己學會做賬，兼任會計，晝夜忙碌，仍把大半時間花在閱讀上。

毛澤東、何叔衡注意到這個臉色黧黑、說話慢條斯理的教員，常邀他到岳麓書社喝茶談天下大勢。1918年，新民學會成立，年紀略長的熊瑾玎管后勤，籌款、記錄、聯絡，一個人包攬。毛澤東去上海參加一大旅費不夠，他翻箱倒柜湊出銀圓數十枚，“路費有了，趕緊走。”一句話不多，但事辦妥。

1928年，他奉命趕赴上海，在四馬路開“福興商號”。門面賣湖南土布，樓上卻是中央政治局的隱蔽機關。他穿長衫、戴瓜皮帽，左手算盤右手暗號，外界叫他“熊老板”。鋪子盈利全數變作黨的經費，這筆流水只有他和周恩來清楚。布店運貨頻繁，交通員可趁勢帶走情報；印刷廠夜里趕活，順手印宣傳品。上海灘燈紅酒綠，而他心里只有一道賬：進項多少，支出多少，余款多少。

同年秋天，一位年僅二十的女同志被調來協助。朱端綬，長沙女師高材生，干練潑辣。周恩來擔心“梅老板”沒有“老板娘”易惹懷疑，便把她派過來。布店后院的油燈下，兩人對賬、拆密電，忙得忘了吃飯。年紀差了二十多歲，卻因共同保守秘密而迅速靠近。中秋夜周恩來笑道：“老板有了，缺的是老板娘。”眾人起哄，兩張通紅的臉終于默認。

隱蔽戰線上險象環生。1933年春，叛徒出賣，熊瑾玎在法租界被捕。巡捕房里刑訊逼供，他咬緊牙關，只報假名。朱端綬四處奔走，甚至求到宋慶齡處，但仍無濟于事，她自己也被牽連關進看守所。腳鐐叮當，他們隔著高墻互通一首首小詩以慰。熊瑾玎寫道：“漫道此番風味苦，辛酸嘗盡見聞多。”兩人都懂，只要信念沒倒，就還有翻身的那一天。

抗日全面爆發后，外部形勢劇變。1937年底，經多方營救，熊瑾玎獲釋，轉赴武漢籌建《新華日報》；翌年報社隨南遷重慶。他對周恩來立下一條“死規矩”——經費再緊，也不挪用公款。重慶物價飛漲，三歲的兒子得了急病要十塊大洋，夫妻竟不敢動公家賬簿，只能抱著孩子跑回報社，孩子最終夭折。消息傳到延安，周恩來沉默良久，只批示一句：“盡力照顧熊、朱兩同志。”

抗戰末期，《新華日報》能夠“編得好、印得清、發得早”，內行都知道離不開熊瑾玎的算計。他修機器、買紙漿、跑碼頭，比記者還起得早，比排字工人還睡得遲。國民黨新聞檢查節節收緊，他就提前三天儲紙、儲墨，確保敵機炸毀一臺設備還能立刻頂上。

1949年后，他出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又被選為政協委員。辦公室里那口舊算盤跟了他一輩子，漆都掉了，卻仍響亮。他常說：“錢是群眾的，花一分都得想清楚。”

時間來到1973年初，87歲高齡的熊瑾玎因肝病住進305醫院。1月23日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批閱文件時突然停筆，轉向秘書：“熊瑾玎情況怎樣？”得知病情惡化，他當即讓隨行醫生連夜趕去會診，并自己擠出第二天上午的行程前往病房。

病房里光線昏暗，氧氣瓶時而發出細微嘶嘶聲。熊瑾玎已無法言語，只用手指輕點床頭柜。朱端綬會意，從抽屜里取出一張折好的紙條遞給總理。周恩來展開紙條，寥寥十四字：“嘆我已辭歡樂地，祝君常保斗爭身。”字跡顫抖卻清晰。周恩來輕聲說了一句：“老熊放心。”隨后把紙條折好，放進上衣口袋。

次日清晨，熊瑾玎與世長辭。周恩來委托鄧穎超到醫院慰問，并口頭轉達一份評價：“此人可信，亦可敬。”朱端綬整理遺物時，發現丈夫早年留下的賬簿仍整齊放在木箱最底層，收入、支出一一對應，沒有一筆糊涂賬。

熊瑾玎的一生，沒有顯赫頭銜，也沒有壯烈戰場。可正是這樣的隱蔽工作者，把槍炮聽不見的暗線悄悄接通，讓后方供給不斷、情報不斷、信仰不斷。他最后留給周恩來的那句詩，既是訣別，也是叮囑：斗爭尚未停歇，務必保重軀體，繼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