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一國軍少將悄悄對解放軍代表說：我入黨20多年了

1949年5月下旬的黃昏，南京路霓虹剛亮，街頭人心浮動卻保持克制；一輛掛著白旗的吉普車疾駛而來，停在上海市財政局門前。車門打開，國民黨少將汪維恒整理軍裝，抬頭望向大樓頂端剛剛升起的紅旗，眼神復雜。幾小時后，他在移交清冊的間隙，拉住軍管會代表顧淮，把人帶進隔壁小間。關門后，他低聲一句——“1924年我就參加了共產黨。”短短十三個字，仿佛擊落半個舊世界的塵封秘密。

顧淮愣了兩秒。對面這位頭發花白的補給區司令，肩章還閃著金邊，在很多解放軍眼里仍屬于“敵對將領”，卻自稱黨齡二十五載。顧淮當即撥通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的電話，電話那頭只回了兩個字：“屬實。”得到確認，顧淮才放下心，雙方重新整理表情，再次走入大廳繼續儀式。外人看來，一切照例，誰也不知道剛才那幾分鐘改變了多少檔案的歸類。

追溯到二十五年前，汪維恒還是名叫汪益增的寧波學生；北洋軍需學校結業后，他在浙軍混跡，組織觀念已深植心底。1924年初，張秋人秘密建立寧波早期黨組織時，他第一個遞交申請。隨后黨內一道特殊指令下達——“利用軍需背景，滲透國民黨軍隊。”此后，他更名“維恒”，寓意“守恒初心”，并在大革命洪流里穿梭于兩黨之間。

1928年“清黨”風聲驟緊，寧波地委被破壞，通訊斷絕。按照縣委書記金城的安排，汪維恒單刀赴南京，表面投靠陳良，暗中等待重新接線。遺憾的是，組織聯絡未及恢復，他已被胡宗南延攬，成為后勤系統骨干，身份徹底消失在檔案縫隙。此后十五年，他身處高位卻處處謹慎：賬目清白到挑不出毛病，接觸情報時卻留意每一條可遞送的數字。有意思的是，正因清廉名聲，他更易被重用，也更易獲得核心信息，這種“反差”反而成了天然掩護。

抗戰中期，胡宗南在西安設“西北勞動營”關押進步學生。中央發出營救指令時，能直接插手胡部后勤的只有汪維恒。他先把營里五十多名青年編入軍需訓練班，再以需要“文化教官”為由將他們調出集中營；短短三個月，三百余名被俘學生陸續獲釋，其中三分之一為地下黨員，后來大多潛伏在第一戰區、聯合勤務總部等關鍵機構。史料顯示，這批人提供的情報為解放戰爭初期的戰略決策貢獻不小。

1943年7月，汪維恒借口“補給考察”飛往重慶，與周恩來當面遞交胡宗南閃擊延安的部署。會談不超過二十分鐘，卻讓中共中央提前掌握西北兵力布防，進而有條不紊地進行應對。周恩來僅一句話作結：“同志辛苦。”再無多言，各自散去。

1946年至1948年，汪維恒任國防部聯勤總部經理副署長，參會范圍從作戰會議到撥款談判無所不包。每當蔣介石、白崇禧、陳誠圍坐沙盤前，汪維恒負責報告補給數字，他說“槍彈可支應三個月”，第二天同樣的數字已通過暗線送往西柏坡。遼沈戰役前夕，他到東北考察倉庫，一并記下師團番號、口糧儲備、人馬駁運路線；文件送出后，解放軍掌握敵軍后勤軟肋，“切斷補給”策略隨之確立。

1948年夏，陳誠調他赴臺北組建臺灣第十補給區。汪維恒明知島上將成蔣氏最后據點，仍毅然成行；彼時中央亦判斷臺灣情報重要，指示他耐心潛伏。誰知1949年春，上海攻勢驟起，供應局順勢裁撤。汪維恒以“母病需歸”為由啟程返滬，僅帶少量隨身物，與夫人子女暫別——此舉既減少懷疑，也方便日后接應家屬。四月下旬，他攜帶臺北顧問團資料潛入蘇州河岸邊的租界寓所，準備迎接大軍東進。

解放后最初幾日，他依舊以“俘虜將領”身份協助軍管會統計物資；直至那間辦公室的密談，才光明正大地恢復地下黨員身份。不妨記下那一幕：顧淮握住他的手，說了一句重話，“老人家，今天起名冊里得給你換顏色。”兩人相視一笑，沉默勝過千言。

新政權在上海站穩腳跟后，汪維恒出任市房地產管理局局長。組織給他安排東湖路一棟小洋房，他搖頭拒絕；后來再派淮海路180平米住宅，他依舊不要，只選了88平米舊公寓，同住的還有弟弟犧牲后留下的五個侄兒女。有人好奇，這位昔日少將為何如此“摳”？汪維恒一句回絕：“倉庫里抄過太多豪宅，住大房反倒睡不踏實。”話糙理不糙，周圍人聽過便不再勸。

長期失聯導致黨籍手續無法認定，這成了他暮年唯一遺憾。1960年代初，子女輾轉北京向史永、金城求證，兩位老地下黨員能夠口頭證明，卻拿不出完整檔案。1971年1月30日，汪維恒病逝，至死仍是“無黨派人士”的名義。十三年后，中組部1027號文件補錄黨籍，黨齡從1924年算起，塵埃總算落定。

汪維恒的一生，最危險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最耀眼的官銜反倒成了最隱秘的外衣。潛伏二十余年，收獲無數情報，卻沒有花哨傳奇的自述，也沒有縝密的特工手記，留下的僅是幾份轉交簽字、一堆暗號化數字和一間不肯擴容的老公寓。有人說他“傳奇”，不如說是一種執拗的單純：既然早在1924年便在宣誓書上寫下名字，那么后來所有選擇都只為兌現那一筆墨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