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吹火到眼冒金星，藏在鍋底的白米，是80年代最沉的愛

提及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農村生活，記憶非常深刻，那時的農村人真的窮，解決溫飽問題都差點用光力氣。

說是“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如今聽來像是戲詞，可在當年，那確是無數個日夜里沉甸甸的真實。

那時候的窮，不是說出來的，是從指縫里漏出來的。

咱先說這“火”。如今這灶臺上，基本都是燃氣灶，咔嚓一聲就有火苗。

可退回到那幾十年，哪里找打火機這種稀罕物，全靠火柴。

但哪怕是一盒小小的火柴，當時也就五分錢，卻要在供銷社柜臺前掂量半天，心里盤算著這五分錢還能不能掰成兩半花。

為了省下這一根火柴的劃擦，村里的主婦們硬是練出了一身“傳火”與“守火”的絕技。

那時候燒飯全靠灶膛，燒的是山上砍來的柴火。清早第一把火是最難的，火柴要是潮了或者風大了，劃廢兩根，母親眉頭就能鎖半天。

早飯燒完，火勢一去，灶膛也就冷了，等到晌午或者晚上再要開火，總不能回回都動用那盒金貴的火柴吧？

這時候，自家沒了火種，母親就會拿一雙鐵火鉗，也不換鞋，噔噔噔跑去隔壁鄰居家“借火”。

回到自家灶臺，把這借來的“火種”往灰堆里一塞，上頭趕緊鋪上最易燃的干枯樹葉，接著就是考驗肺活量的時候了。

母親或是自己，跪在灶坑前，臉幾乎貼著地，鼓著腮幫子使勁吹氣。吹輕了不著，吹猛了灰撲一臉。

運氣好的時候，兩三口下去，枯葉子里躥出火苗，省下了一根火柴，心里那個美，就像攢下了一筆巨款。

運氣不好時，連著吹幾十口，吹得頭暈眼花、滿眼金星，那煙火氣熏得眼淚直流，可還得接著吹，畢竟那火柴是真舍不得劃。

除了去鄰居家借這種“急法”，還有一種更顯功夫的“慢法”，叫“守火”。

這需要預判，燒粗柴大木的時候，瞅準了那些燒得通紅卻結實的木炭頭，用鐵夾子在灶膛深處的積灰里扒拉出一個坑，把炭頭放進去，上面再嚴嚴實實蓋上一層草木灰。

等要煮下一頓飯時，把灰輕輕扒開，里面那點紅光還活著。這時候再添上細柴，那點存下來的熱乎氣，幾下就能把火重新引著。

火是解決了，可在那個青黃不接的月份，米缸見底的聲音比什么都讓人心慌。

那時候農村雖然開始種糧，但產量低，稍微家里人口多點，或是遇上個旱澇，糧食就不夠吃。

當家里的米不夠下一頓開鍋時，母親就會拿出那個被磨得油光發亮的木制升子。那是那時候的量器，一升米，是一頓飯的希望。

母親夾著升子，低著頭繞到鄰居家，哪怕再難為情，為了孩子也得開口借米。

這一升米借回來，也不敢全煮，那得多奢侈啊。為了把這一升米變成一家人兩三頓的口糧，智慧又心酸的“填充術”就登場了。

冬天從地里挖回來的紅薯，那就是救命糧。好的時候切塊煮，更多時候是把紅薯切碎了，在日頭下曬成干，收起來留著這種荒月吃。

這曬干的紅薯硬得像石頭，煮的時候極有講究，如果不煮透了，那東西咬得腮幫子疼。等紅薯煮得軟乎了，再把那點珍貴的白米撒進去。

因為紅薯干比米輕，煮熟了以后，紅薯往往浮在上面，米粒沉在鍋底。

母親盛飯的時候，勺子下去是不攪動的。她總是有意無意地在給孩子盛飯時，勺子探到底，把那沉在下面的白米飯滿滿地挖給孩子，而到了自己碗里，全是浮在上面的紅薯。

那時候不懂事，只覺得碗里的米飯香甜，哪里知道那是不敢攪動的母愛。

母親和長輩們嚼著紅薯干，看著我們狼吞虎咽，那眼神里既有欣慰，也有對這點白米飯的渴望，可誰也沒舍得動那一勺沉底的米。

如果說吃米飯是難得的享受，那吃肉就是一種奢望的儀式。

平日里，那灶臺上只有鹽水煮菜，想要見點葷腥，比登天還難。

村里只要一聽到鑼響，或是有人家殺豬，孩子們就圍上去了。那種直勾勾盯著豬肉的眼神，刺得大人心里發酸。

母親若是看到我們實在饞得不行，也會咬咬牙，走上前去跟主家打個商量。不是買，是“賒”。

切那一小塊豬肉，不是掏錢，而是讓主家在賬本上記上一筆。這筆賬，得等到自家欄里的那頭豬養肥了、出欄賣了錢，才能去填上。

在那時候的農村家庭經濟體系里，豬，就是家里的頂梁柱，是會喘氣的存折。全家一年的油鹽醬醋、賒的那些肉賬、甚至包括家里大大小小幾個孩子的學費，全指望這頭豬能長得肥頭大耳。

說起學費，那個數字至今記得清清楚楚——小學一年級，十塊五毛錢。現在看這錢掉地上可能都沒人撿，但在當時，那是壓在父母心頭的大山。

每到開學季，也就是這頭“存折豬”壓力最大的時候。要是豬還沒長成，或者一時半會兒賣不上價，學費就得拖。

家長帶著孩子去學校，賠著笑臉跟老師說盡好話：“老師您容兩天，家里豬賣了立馬送來。”

大多數時候老師也理解，但這心里總是個疙瘩。最怕的就是到了約定的日子，豬還沒賣掉，錢還沒湊齊。

課堂上老師點名催交學費，那場面，簡直是童年的噩夢。

名字一念出來，全班幾十雙眼睛刷地一下看過來，那一瞬間臉紅得像猴屁股，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

放學回家的路上，腳下的布鞋踢著土坷轆，心里盤算著怎么回去跟父母開口，那種為了幾塊錢發愁的滋味，是一輩子刻在骨頭里的記憶。

這日子，熬啊熬，一直熬到了九十年代后期。

農村開始推廣種植雙季稻，早稻剛收晚稻又插，產量翻了番。也是從那時候起，家里的米缸再也沒見底過，那木升子慢慢也沒了用處。

那曾經貴如油的火柴，被五顏六色的打火機取代了。灶膛里的炭火也不用費盡心機去埋去守了，想要火，隨手一按就有。

現在回頭看，村里的泥巴路變成了水泥大道，低矮的瓦房變成了小洋樓。

再也沒人為了幾分錢的火柴盒發愁，再也不用厚著臉皮去賒那一刀豬肉，更不會有孩子因為十塊五毛錢在課堂上紅了臉。

雖然那些苦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那段在溫飽線上掙扎的歲月，卻像是烙印一樣留了下來。

那些鄰里間的一呼百應，人與人之間不用立字據的信任，現在想來，竟成了那個貧瘠年代留給我們最富有的遺產。

我們慶幸走出了那段沒米沒火的歲月，但也時常懷念那段日子里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的認真。

生活變了，但那份對生活的敬畏和對真情的珍重，值得我們永遠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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