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有多厲害？羅斯福曾是他的律師，毛主席親自為他設計轎子

1943年12月，在華盛頓冬夜的寒風里，一紙《廢除排華法案》的總統簽字格外醒目。現場圍觀的人群很快發現，坐在輪椅里的富蘭克林·羅斯福朝一旁微微頷首，那個被白發和西裝裹住的身影正是司徒美堂。消息傳到紐約唐人街，鞭炮連放兩個小時。僑報編輯寫道：“這位老人，硬是把半個世紀的屈辱法律踢進了歷史垃圾桶。”一句看似夸張的評論，卻頗能說明司徒美堂的能量。

時間撥回六十年前。1880年，12歲的司徒美堂握著20塊龍銀登上舊金山的“安吉拉”號客輪。刷盤子、擦桌子、被白人醉漢辱罵——這些并不稀奇。真正轉折出現在第三年：餐館又被混混敲詐，司徒抄起案板，一拳失手打死對方。翌日，他被草草判了死刑。洪門兄弟四處籌款，卻只夠請一名剛畢業的年輕律師，名叫羅斯福。后者據理力爭，配合僑社游說媒體，十個月后死刑撤銷，人也出獄。案子翻篇，兩人卻結下交情：羅斯福成為安良堂的法律顧問，一做就是四十年。

有意思的是，司徒美堂從未把這樁救命之恩當成個人買賣。他更看重的是僑社的向心力——“國家強，我們才有路。”1894年，他干脆把洪門里志同道合的好手整合為“安良工商會”，既管義氣，也管生意，遇到搶占碼頭、排華示威，敢于亮拳頭，更敢于請法院。當時的輿論戲稱他“左手洛杉磯地方法院，右手三十號碼頭兄弟”，幾分玩笑，卻點破了他的雙線博弈：武力做底，法律作盾。

中日矛盾升級后，司徒的精力迅速轉向祖國。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十九路軍喊出“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這句話傳到紐約，他當晚就在會所里拍板：“全體會員月薪一半捐前線。”巨款被蔣介石扣下，他立刻改走銀行電匯，指定“蔡廷鍇親收”。匯到手的卻只剩二十分之一。有人勸他別再碰政治，他冷笑：“錢若進不了槍膛，必進敵人口袋。”一句擲地有聲，讓旁人無話。

1934年，蔡廷鍇被迫流亡美國。國民黨特務揚言暗殺，司徒美堂把自己貼身八個護衛全派過去，自己也拎著手杖隨行。有特務混進歡迎人群，剛探口袋，帽檐就被司徒敲落。老人瞪過去：“動他一根汗毛，試試。”對方愣是沒敢再動。

太平洋戰爭爆發，司徒美堂在香港被日軍軟禁。特高課提出高薪請他當“香港維持會長”，他只說兩句：“一把年紀不想背黑鍋；要殺就殺，名單別寫錯。”日方忌憚洪門勢力，不敢明殺，只能暗算。周恩來得訊，組織營救，連夜轉移，走水路、走滇緬線，足足四個多月才抵重慶。蔣介石夫婦禮遇有加，給他摘帽送行，但滿城特務與官場腐敗讓老人心寒。他兩次與周恩來長談，評價八路軍“肯打，肯吃苦”，隨后回美到處宣講：“真正帶頭打日本的是共產黨。”

1949年9月，北平香山初秋。毛澤東給83歲的司徒美堂寫信：“盼早返國，共襄大計。”老人抵達西郊時，警衛遞上一張轎子——把毛主席常坐的藤椅加了竹桿和皮墊，專為他設計。山路顛簸，老人卻笑呵呵：“看來我這身骨頭還值點分量。”主席在別墅門口迎接，伸手相扶。短暫寒暄，氣氛平靜卻暗含尊重。

幾天后，六國飯店午宴。周恩來拋出國號簡稱“中華民國”是否保留的難題，場內議論紛雜。司徒美堂把杯子放下，聲音不高，卻清清楚楚：“這四個字與‘民’無關，戰爭到今日還用它，怎么向百姓交代？”一句話定了調，簡稱方案就此作廢，后來被稱作“六國午宴轉折”。會后，有人提醒他得罪舊友太多，他擺手：“辦正事還怕得罪？沒那回事。”

新政權成立，他原想抽身而退。周恩來專門替他訂做水獺領子大衣，理由簡單：“北方冬天冷，您別受凍。”老人感慨，卻沒再提離開。1955年5月8日清晨，89歲的司徒美堂在北京病逝。公祭那天，周恩來主持儀式，扶靈執紼。唐人街報紙標題只有七個字：“美堂公，終于到家。”

不得不說，一個來自開平鄉村的窮孩子，能讓美國總統為他打官司，也能讓中國領袖親設計轎椅，不單靠膽氣，更憑對民族命運長達七十年的固執投入。僑社兄弟記住他的護短，歷史則記住他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