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6萬，不被裁員”，香港年輕人也開始擠破頭考公

考公的風，還是吹到了香港。

2025-2026年度香港特區公務員聯合招聘中，最受關注的政務主任（AO）崗位，僅提供40個名額，卻收到1.36萬份申請，競爭比例高達340∶1。

在香港，這樣的“地獄級”競爭強度，已經連續出現3年了。

中國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透露，截至今年10月份，已經收到了2萬對份公務員申請，較去年增加約3%，創3年來新高。

Bob真切感受到這股熱潮。他2019年在香港大學（下面簡稱“港大”）讀本科，2023年在內地top2高校讀碩士。如今，他身邊近九成的香港朋友都在考公務員，有人甚至已反復考了兩三年。

這股浪潮，也把更年輕的一代卷了進去。作為兼職補習老師，Bob發現，幾乎所有中學生都把“考公務員”當成畢業后的目標——而在2019年以前，這幾乎難以想象。

究竟是什么吸引了如此多的人涌向香港的公務員體系？競爭的門檻究竟有多高？非香港本地考生能報名嗎？而那些已經上岸的人，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01

“月薪6萬”，擠破腦袋

今年，30歲的Sara決定做一件自己以前“從未想過”的事：考公務員。

她在廣東長大，持有香港身份證，畢業于武漢大學市場營銷專業，如今在香港一家小型私企做市場營銷。工作第8年，她的月薪不到2.7萬港幣——這個數字，恰好是香港二級行政主任（EO）的起薪。

她算了一筆賬：“同樣的努力，不如去考公務員賺得多。”

受訪者供圖

Bob也感受到就業環境的變化。在他本科入學時，身邊金融和商科的本科畢業生拿四五萬月薪并不罕見。而如今，即便是港大畢業生，起薪也大多在1.5到2萬港幣之間。他身邊同屆的朋友工作兩三年，月薪還是停在2萬出頭，幾乎沒有明顯增長。

對比之下，香港公務員的薪資幾乎是一種“降維打擊”。文職崗位普遍2萬港幣起步，而被視為“天花板”的政務主任（AO），起薪更是突破6萬港幣。

香港公務員分為兩大序列：一般職系和部門職系。一般職系負責政策、行政和管理工作，偏向決策和統籌，核心崗位包括政務主任（AO）、二級行政主任（EO）等；部門職系則負責專業技術工作，如醫生、律師、工程師、教師等。

“高薪養廉”是香港公務員制度的核心理念：通過相對高的薪酬吸引和留住人才，同時降低貪腐的可能性。

收入差距在賬單面前變得更具體。

對很多學生來說，工作首先是為了“還債”。2026–27年度，港大香港本地生學費每年4.7萬，非本地生則要20多萬。4年下來，也是一筆巨大的投入。并非每個家庭都能負擔這筆錢。Bob身邊不少人是靠政府貸款上學，畢業后必須找一份高薪工作來還貸。

在收縮的就業環境下，名校畢業生的競爭力也在折損。找一份穩定、有預期的工作，正變得越來越難。

Sara能明顯感到市場傳來的寒意。她所在的小公司抗風險能力弱，薪資每年漲幅僅約3%。公務員體系則不同：按資歷加薪、按職級排薪，一切公開透明。政務主任（AO）61,865港幣的起薪寫得明明白白。試用期三年后可轉長期聘用。每年18天例假、免費的醫療和牙科服務、房屋福利，以及退休后的公積金保障。

在動蕩的就業市場中，公務員提供了一種可預見的人生節奏。對很多人來說，這份確定性本身就是吸引力。

“公務員穩定，只要不犯大錯就不會被裁員，”Sara說，“但做市場營銷，總擔心哪天會被裁掉。”

Sara直言，很多香港年輕人追求的穩定，僅僅是能在城市里立足。她自己也在租房。每個月兩萬多港幣的薪水，一半交房租，剩下的填飯費、車費和日常開銷，手里幾乎存不下錢。

《寒戰》劇照

在香港，年齡并非公務員入職的門檻。2019至2024年度的5年間，約有2.52萬名新入職公務員年齡在29歲或以下，占總入職人數約56.4%；30-39歲新入職者約1.25萬，占28%。2023-24年度獲聘者中，年齡最大和最小的分別為64歲和18歲。

“大家考慮的還是薪資。如果在外企打拼幾年，薪水能到4萬，其實沒人會考慮考公務員。”Sara說，“看到最后，還是看錢。很現實，在香港就是這么現實。”

02

“金飯碗”不好端

香港公務員這個“金飯碗”，正被越來越多的內地考生看見。

吳麗在香港中文大學讀研。和學業導師談及未來時，她說，以后可能會考慮留在香港工作，當一名記者。導師勸她，別當記者，不如考公務員留下來。

Sara也觀察到，現在競爭不只來自本地，一些來港讀本科或碩士的內地生也開始考香港的公務員。甚至，她的考公備考攻略還是在小紅書上找的。

《香港制造》劇照

但“金飯碗”并不好端。

香港公務員入職的硬性條件是必須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這意味著，大多數內地生需要通過留學、優才或高才計劃來港，這需要7年的時間。不過，由于資格考試成績終身有效，很多人選擇提前布局，先通過考試，再等身份。

香港的考公流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筆試。第二階段才是職位申請和面試，申請者可以同時投多個崗位，之后會進入部門的招聘流程，通常包括筆試和多輪面試。

Sara認為，面試是一道分水嶺。全程粵語的溝通環境，對不少內地學生來說，是最大的挑戰。Bob也觀察到，即便內地考生粵語練得再好，也很難完全沒有口音。

那么，什么樣的人才能敲開香港公務員的大門？

以起薪最高的政務主任（AO）為例，在官方口徑里，遴選過程并沒有“名校偏好”或“專業限制”，也沒有針對本地或非本地生的配額。

在實際的錄取畫像中，這群人的履歷依然亮眼。翻看歷屆年輕政務主任的履歷：有人拿的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人類學學位；有人畢業于劍橋大學經濟系，讀書時曾在政務司司長私人辦公室轄下政策及項目統籌處實習；還有人是港大本科、劍橋碩士，在私人機構磨練了兩年多才考入政府。

《寒戰》劇照

他們背景不同、專業各異，但有著一些共同點：表達能力強，對公共事務高度敏感，能在不同領域快速遷移。

有申請者在瀏覽完往年錄取者的背景后，最終只能無奈地總結：“清一色高學歷的靚仔靚女，普通人更多是陪跑。”

03

百里挑一的幸運者，

上班時間自學拉丁語

Bob也曾認真想過考公務員。大三那年，他參加了考試，筆試通過，卻沒有繼續往下推進流程。一方面是學業安排，另一方面，他逐漸意識到，自己可能并不適合那套體系。

他身邊已有不少朋友進入香港公務員隊伍。有人只是想要一份穩定的工作，安穩度日，談不上喜歡，也說不上不滿。也有人在體制內待了一兩年后發現，工作節奏固定、學習空間有限。他認識的一位學姐考上二級行政主任（EO），卻在上班時間自學拉丁語，只是為了打發漫長的空閑。

按照香港特區政府公務員事務局的分析，今年二級行政主任職位約有1.8萬份申請，但名額只有100個——相當于183個人同時爭奪一個席位。

圍城內外，有人百無聊賴，有人廢寢忘食。

研一時，Bob近距離接觸了一些香港在職公務員。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姓名前那一串代表著職級和層級的復雜編號。這是一套外人很難理解的體系，連身在其中的人，也往往需要用半年時間去適應。

在交流中，Bob意識到，香港政府里的晉升邏輯和做事方式，和商業機構幾乎是兩套系統。人在體制內待久了，節奏被固定下來，再回到商業機構，會產生一種天然的不適應，很多技能也很難直接遷移。

《新聞女王2》劇照

更深的分歧，常常發生在香港家庭內部。

24歲的香港青年Thomas，目前在北京讀研究生。他曾短暫考慮過，畢業回港后要不要報考公務員，“不考白不考”。父母基本支持，理由是“公務員穩定、能晉升、有長俸、福利好、工資高”。

只有30歲的姐姐提醒他“再考慮一下”。姐姐建議：年輕人趁還有沖勁，應該多闖蕩，一旦進入公務員系統，如果缺乏競爭和危機感，人很容易被磨鈍。

《新聞女王2》劇照

Bob也面臨類似的家庭討論。“我家的長輩想法還是比較傳統。”在他看來，兩代人對“穩定”的理解并無本質差異，區別在于對穩定的取舍。上一代更容易將公務員視為最穩妥、也最理想的選擇；而這一代，更在意是否適合自己。

“公務員當然很好，但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Bob說。他認為自己就不適合行政崗位，不習慣在層級體系里接收指令、迅速執行，“那種狀態我受不了。”

《寒戰》劇照

但也有人，在體制之內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最近，Emma在社交平臺上刷到一個詞，“愛恨同源”。你愛公務員的穩定，就得接受這份職業在某種程度上的“無聊”。她有位朋友曾在私人企業做工程師，跟著樓宇項目跑，壓力極大；后來轉做公務員，日常變成接聽投訴、做記錄、寫報告，壓力驟然減輕。

在Emma看來，并非所有公務員崗位都是單調的。她專業對口的是食物環境衛生署，日常工作是衛生督查，走訪街市和餐廳。她覺得這類工作“還挺有意思”，每天都會遇到不同的人，看他們如何應對問題。

一位2017年入職的政務主任這樣形容自己的初衷：“希望參與其中，讓香港變得更好。”

《寒戰》劇照

和她同年入職政務主任的Cindy，曾在一項工作中，和退休公務員短暫共事。工作結束時，一位退休公務員特意感謝她，讓自己有機會再次參與公共服務。Cindy意識到，“一個計劃的成功，并不能單靠一個人的努力，而是要所有人齊心合力。”

她給后來報考者的建議很簡單：做好自己、了解社會及整個世界的發展，并自信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大家不妨試試投考，誰知道這會否成為你人生的轉折點？”

04

現實的選擇

盡管考公持續升溫，香港卻始終沒有形成一種高度緊繃的“考公文化”。

這里很少見到“頭懸梁、錐刺股”的備考狀態。Sara的準備方式相當松弛：工作日每天刷一小時題，周末用半天復習。她的工具很簡單，買來的習題集，加一個刷題App。

Sara沒有報班，成本是她首要考慮的因素。“我可能就沒有太多的時間去上培訓班。”她更在意找回那種消失了8年的“考試手感”。比起應屆生，她覺得自己的底牌是社會閱歷，這種對時代的適應能力，是書本里考不出來的。

《阿飛正傳》劇照

劉淇在港大讀城市分析的碩士。建筑相關專業就業持續走低，她很早就開始考慮回內地考公務員。在香港，她粵語學不明白，社交圈也有限。真正促使她下定決心的，還是對生活環境的不適應。

吳麗也并不打算留在香港考公務員。她計劃轉向深圳考公。“留在香港太累了，生活質量會很低。”她更擔心7年內找不到理想工作，即便找到，工資也難以覆蓋生活成本。

香港的人永遠在流動。Thomas認為，香港這座城市本身為多元選擇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他算過一筆更直觀的賬：在香港，只要愿意做事，即便是收銀、理貨這樣的基礎崗位，月薪也能到1.4萬港幣，街頭隨處可見招聘啟事。體力型工作甚至可能超過基層公務員的收入——巴士和小巴司機月薪可達2至3萬港幣，工地搬運工運氣好時，月入五萬也并非神話。

公務員只是眾多出路中的一條。

Thomas也想過另一種生活。若暫時不必考慮養家糊口，他更愿意追逐興趣，反復嘗試不同的工作，“做兩三個月警察，再做兩三個月研究員。”

路不止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