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做泡菜的朝鮮美人，和她看不上的朝鮮男人

火車駛過鴨綠江時，車廂里突然安靜了。對岸的樓群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片農田和低矮的平房。2008年的朝鮮之旅，就這樣在一種奇異的靜謐中拉開了序幕。

我們這個團只有八個人，配備的導游卻有兩個。男導游李同志曾在哈爾濱讀中學，中文流利得令人驚訝，若不是胸前那枚金日成像章，完全看不出是朝鮮人。而真正讓我們記住的，卻是那位叫“田導”的女導游——因為團里有人說她長得像自己母親的一位姓田的同事。

田導確實是個美人。二十六歲的年紀，淡黃色的卷發精心打理過，即使放在首爾街頭也不會過時。只是她皮膚上有些青春痘，像是青春期延長到了不該延長的年紀。她總穿著鮮艷的民族服裝，笑容標準得像是量角器量出來的四十五度角。最初幾天，我們以為她和其他朝鮮導游一樣，是高干子女出身，被派來監視我們這些“外國友人”的。

直到第三天下午，事情開始變得不一樣。

團里有個和我年紀相仿的姑娘小楊，天性活潑，總愛拉著田導聊天。那天參觀完萬景臺少年宮，小楊匆匆跑來，壓低聲音對我說：“剛才田導突然問我，‘世界都在發生什么？’我被問懵了。”

“你怎么回答的？”我問。

“我說最近有奧運會...然后她就‘哦’了一聲，沒再問下去。”小楊的眼神里有一絲不安，“她那問題問得太大了，大得讓人心慌。”

是啊，該如何向一個只接觸過局域網和三個國家電視臺的人描述“世界”呢？描述金融危機的恐慌？描述互聯網的狂歡？還是描述那些她從未聽說過的國家正在發生的一切？這個問題像一個黑洞，吸走了我們所有輕松閑聊的興致。

那天晚飯后，田導主動坐到了我們桌旁。她小心翼翼地環顧四周，然后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你們中國...現在年輕人都不急著結婚嗎？”

我們愣住了。她繼續說：“我1986年生的，在朝鮮已經算老姑娘了。”她的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茶杯邊緣，“自我介紹時我說‘我還是處女’，你們可能覺得奇怪，但在我們這里，這只是未婚的意思。”

團里的大姐開玩笑說：“你這么漂亮，怎么會找不到對象？”

田導的眼睛彎成了月牙，這次的笑容里卻帶著苦澀：“朝鮮男人結婚前，第一個問題就是‘會做泡菜嗎’。”她聳聳肩，“我不會。做飯也不會。聽說中國的男人很多都會做飯做家務？”她的語氣里有一種刻意壓抑的羨慕，“中國的女人要是還抱怨，那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我們這才知道，這位能說流利中文、穿著時尚的導游，從未踏出過國門。她的“花花世界”全部來自中國游客的只言片語。“不像你們中國花花世界”——這句話成了她的口頭禪，每次解釋朝鮮的某些規定時都會出現，像一句免責聲明，又像一道自我安慰的屏障。

行程第五天，我們參觀了平壤的地鐵。田導指著那些宏偉的壁畫和華麗的水晶吊燈，熟練地背誦著解說詞。地鐵深達地下百米，據說是為了兼作防空洞。列車進站時，昏暗的燈光下，我突然注意到田導正盯著一個穿著褪色工裝的老婦人，那婦人懷里抱著一個布袋，布袋里隱約露出幾個小小的、青綠色的蘋果。

田導的眼神很復雜，像是憐憫，又像是認命。她迅速移開視線，恢復了導游的標準微笑。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母親悄悄從行李中拿出三根在丹東買的香蕉，趁沒人注意塞給了田導。接下來的畫面我永生難忘：田導的眼睛驟然亮起，像黑暗中突然點起的火柴，她以幾乎訓練有素的速度將香蕉收進寬大的衣袖，連謝謝都沒來得及說，轉身就消失了。

第二天早餐時，她特意找到我們，聲音輕快地說：“那三根香蕉，我和房間里的三個同事分了。”她的臉頰泛起淡淡的紅暈，“非常非常好吃。丹東買的嗎？”

“是的，很便宜，五十塊錢買了這么多。”母親指了指桌上剩下的香蕉。

田導點點頭，沒有說話。她的目光在香蕉上停留了幾秒，然后迅速移開，開始討論當天的行程安排。但那一刻的沉默里，似乎有什么東西被打破了。

行程快結束時，我們終于有機會單獨聊幾句。在主體思想塔下的長椅上，田導望著遠處大同江的流水，突然說：“我大學讀的是旅游中文系。同學們大多分配到了涉外崗位。”她頓了頓，“有時候我會想，如果我出生在別的國家...”

她沒有說完這句話。不遠處，李導游正朝我們走來。

離開朝鮮的前一晚，田導在酒店大廳“偶遇”了我們。她拿出一本皺皺巴巴的筆記本，請我們教她一些“現在中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小楊教了她“宅男”、“網紅”，我教了她“吐槽”、“躺平”。田導認真地記下每一個詞的發音和意思，專注得像個備考的學生。

“你們說‘剩男剩女’，”她忽然抬頭，“我覺得我也算是剩女了。”這次她說得很坦然，“我看不上朝鮮男人，他們太大男子主義了。可是異國戀...在朝鮮幾乎不可能的，除非是特別重要的人物。”

她合上筆記本，眼神飄向窗外漆黑的夜空：“有時候我會羨慕你們，不是羨慕你們的花花世界，是羨慕你們...可以選擇的自由。”

最后一句話她說得很輕，輕得像一聲嘆息。

離開朝鮮的火車上，小楊突然說：“你們注意到了嗎？最后一天田導沒穿民族服裝，穿了條西式裙子。”

我這才想起，確實如此。那條簡單的藍色連衣裙，在灰蒙蒙的平壤車站里，像一小片不該存在的天空。

火車再次駛過鴨綠江，對岸丹東的燈火撲面而來，恍如隔世。我摸了摸背包側袋，發現不知何時被塞進了一個小紙包。打開一看，是一枚朝鮮紀念章，下面壓著一張紙條，上面用娟秀的中文寫著：“謝謝你們的三根香蕉，和那些關于世界的故事。”

窗外，燈火越來越密集，終于連成了無邊的光海。我突然想起田導問的那個問題——“世界都在發生什么？”

鐵幕會漏光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某個平壤的夜晚，一個穿著藍色連衣裙的朝鮮導游，曾短暫地、悄悄地，推開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