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舉人趕考帶什么？干糧與鴉片齊飛，算盤比筆墨還重！

道光十五年的廬州涼鎮，一群穿青衿的舉子正圍著煙莊討價還價。有人把賣田的銀子拍在柜上：“給我包十斤‘大煙’，要上等的！” 旁邊路人看呆了，扯著嗓子笑：“我當是進京考狀元的老爺，原來是一伙販煙的客人！”

這不是野史段子，是段光清在《鏡湖自撰年譜》里記下的真事。進京趕考從不是風花雪月的求學之旅，而是押上全部身家的商業冒險，行囊里裝的既是應試工具，更是晚清社會的荒誕與無奈。

陳師海，福建泉州舉人，他的《由泉晉京沿途事宜》堪稱趕考生存指南，小到干糧斤兩、大到關稅規避，記錄得毫厘不爽。再輔以《曾國藩家書》《欽定大清會典》及同期舉人日記，清代舉人的趕考行囊便立體起來。

對舉人而言，趕考首先要解決的是活著到京城的問題。從各省省城到北京，近則千里，遠則數千里，道光年間最快的驛馬也要二十天，普通舉人雇驢代步或步行，動輒兩三個月。

陳師海在《由泉晉京沿途事宜》里記下的干糧清單，里面字字都是生存智慧：

段光清道光十五年赴京時，行囊里多了些安徽特產——十斤風干的咸鴨肉和五斤芝麻糖。咸鴨燉湯補力，芝麻糖應急抗餓，這是他母親提前三個月就備好的應試糧。

這些干糧的存放也有講究：陳師海特別強調 “布包要縫三層，外層涂桐油防雨雪”；段光清在年譜里提過，有同行舉人把炒麥粉裝在豬尿泡里，雖腥臊卻不漏粉。

湖南舉人胡林翼的小機巧也很實用 —— 在干糧袋里混裝少量花椒防蟲，遇客棧又可煮茶飲用，可驅寒防痢，這在晚清舉子中頗為常見。

這些干糧還必須帶夠。道光末年河南大旱，“米價漲至八兩一石”，不少舉子就因為干糧耗盡，只能以銀換糠（一兩銀僅得三斤），有的甚至凍餓而亡。

如果說干糧是生存底線，那么鴉片就是舉人的移動錢包。這一點，段光清在《鏡湖自撰年譜》里寫得直白又辛辣，徹底打破了士人清高的固有印象：

會試全程開銷驚人：從安徽宿松到北京，雇驢費約15兩，住宿費約20兩，餐飲費約10兩，再加上考前打點、置辦衣物，即便沒任何意外也得超過50兩。

這種 “趕考帶煙” 的模式已形成成熟產業鏈：舉人們出發前到就近大煙館低價進貨，打著 “土特產” 名義進京高價售賣。段光清記載，同行的浙江舉人帶了 10 斤煙土，進京售罄后凈賺 80 兩，除覆蓋盤費外，還剩 30 兩可用于打點關節。

憑舉人特權，路上可免除大部分稅費，但到了京城，煙土仍需按 “土儀” 納稅 —— 稅率僅 3%，遠低于普通商人的 10%。即便如此仍有風險，他就見過山東舉人因煙土超重被關差勒索，花 10 兩銀子才脫身。

值得一提的是，多數舉人帶煙并非自用。段光清在年譜里說 “同行者無一人吸此”，據同期史料記載，僅少數 “煙霞癖重” 的士人會帶煙具。

而到了后面，情況慢慢改變 —— 吸煙者變多。曾國藩就在道光二十年日記里就記過，湖廣舉人李某 “攜煙槍赴考，號舍中吞云吐霧”。

再有就是一些小技巧。

比如，舉人持有“火牌”（即“奉旨會試”黃旗），理論上享有驛站提供馬匹、食宿與護衛的法定權利。然而至道光年間，驛站經費常遭克扣，舊規雖在，卻已形同虛設——其中的曲折，各位讀者老爺肯定能懂。

聰明人自有務實的應對之道。段光清赴京時，行李中總備著些宿松特產銀魚干。每至一處驛站，他便取出一些贈與驛丞，只求對方給些關照。這招既維護了舉人的體面，避免了直接行賄的尷尬，又比直接送銀子省錢，還讓驛丞們覺得 “舉老爺給面子”。

還有一件特別實用的工具 —— 算盤。段光清在年譜里提過，他帶的算盤比尋常小一半，可藏于袖中，用處有二：

一是計算沿途開銷，避免被轎夫、客棧老板坑騙；

二是社交 —— 算盤打得好在當時是受人尊敬的技能，道光十五年在南京同鄉館，他就靠算盤精準算出十人同行的公攤費用，被眾人贊 “會辦事”。

把這些物品折算成銀子，就能明白舉人為何要靠販煙補虧空。陳師海比段光清窮許多，也更節儉，他算過一筆完整的賬：

當時一個舉人一年的幫費（百姓掛名避稅的分成）—— 約 30 兩，還不是所有舉人都能拿到。而按陳師海這種最節省的方式赴考，缺口也有近 20 兩，就算領了公車銀，日子也緊巴巴。

而當時云南煙土約 4 兩 / 斤，廣東 “廣土” 約 7-10 兩 / 斤，帶到北京可賣 15-20 兩 / 斤 —— 算筆明白賬：云南煙土的利潤率高達 275%-400%，即便是成本最高的廣土（10 兩 / 斤），利潤率也有100%。

當利潤超到 100% 時會發生什么？馬克思已經告訴我們了。

如此高額利潤，自然讓不少舉子甘冒風險。對底層舉人而言，這也不全是投機，也是填補盤費缺口的無奈選擇。然而高利潤必然伴隨著高風險。煙土作為硬通貨，價值高且目標顯眼，自然成為不法之徒覬覦的肥肉。

還有些隱形物品沒被寫進清單，卻比實物更重要。比如段光清帶的身份證明，包括鄉試朱卷（鄉試中舉的考生試卷刊印本，用作身份憑證）、同鄉會推薦信、縣太爺的路引等。這些沒記入清單的物品，當然也是舉人們必須的。

這些藏在行囊里的霉干菜、鴉片、算盤與銀魚干，拼湊出清代舉人的真實生存圖景：他們既要啃著硬邦邦的炒麥粉趕路，又要靠著高風險的煙土貿易填補盤費；既要帶著制式考籃堅守功名體面，又要靠袖珍算盤、家鄉土儀應對沿途人情。

對晚清舉子而言，趕考之路從不是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的浪漫敘事，而是一場 “步步為營” 的生存考驗。行囊里的每一件東西，都不是隨意選擇，而是時代壓力下的必然結果 —— 這也是最真實的清代科舉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