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3日上午,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在懷仁堂開場。大廳里掛著兩幅巨大的國徽草圖,燈光照在金紅兩色上,晃得人眼睛發亮。有人低聲感嘆:“今晚恐怕又要挑燈夜戰。”會議開始前的這一幕,并不是故事的結尾,而是國徽誕生歷程中最緊張的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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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前,清華大學營建系的小屋徹夜燈火不熄。梁思成端著一壺濃茶,聲音沙啞地催促助手把最新透視圖釘上墻。床上的林徽因隔著幾層藥味,被圖紙上的紅綬帶吸引,輕輕說了句:“這個弧度再放開一點,別束手束腳。”她的氣息細若游絲,倒像是為圖案找平衡。助手朱暢中記錄完建議,又匆匆跑向隔壁房間趕制新版樣稿。
時間再往前推。1949年9月25日晚,中南海豐澤園的燈徹夜未滅。毛澤東和周恩來翻閱上百張國旗、國歌、國徽的方案,國旗、國歌當場拍板,唯獨國徽陷入僵局。圖稿不是花俏就是呆板,一句“暫緩決定”的妥協,讓10月1日天安門城樓最終掛出橫幅而非國徽。很多人事后才明白,那條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的橫標,其實是一片臨時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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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隨即邀請兩隊專家火速接棒——中央美術學院小組由張仃主持,清華大學小組則由梁思成、林徽因為核心。兩隊同時起跑,卻走出迥異路線。中央美院迅速鎖定“天安門+五星”的整體框架,強調政治象征;清華團隊則從玉璧、銅鏡、玉環里尋找古意,想讓國徽開口便透露千年文化。
林徽因的第一版草圖,鋪陳的是“玉璧圍五星,齒輪配嘉禾”的思路。用色上僅保留中國人最熟悉的金與紅,鏗鏘中透喜慶。看稿的人幾乎一致驚嘆“好看得過分”,但隨之而來的疑問也扎心:“美歸美,政治信息呢?”文件上寫著“審美一絕,落選預判”,讓很多設計師瞬間清醒——國徽不是博物館壁畫,必須讓普通百姓一眼讀懂國家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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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冬,北京城的風像刀子。林徽因戴著厚圍巾,照舊指揮團隊修訂稿件。她不滿意“照搬蘇東風格”的提議,幾乎逢會必反駁:“一味模仿,算什么自信?”在她看來,國徽應當像青銅器上的饕餮紋,既有姿態,也有骨氣。
進入1950年,中央提出“加天安門”要求后,清華小組把玉璧改為外圓,內部嵌入天安門,輪廓與五星、齒輪、嘉禾自然銜接。為了準確捕捉建筑比例,朱暢中特地跑到城樓前量尺度,再深夜趕回實驗室繪制透視圖。林徽因伏案時咳出血絲,梁思成心疼,卻只能遞上一杯溫水:“再撐一下,文件要送中南海。”
六月初稿出爐。懷仁堂燈下,國徽評審小組圍著兩幅草圖來回踱步。周恩來沉吟許久,指著清華稿問:“麥穗能否再挺拔一點?”短短一句話,讓朱暢中冒出一身汗。他點頭如搗蒜:“可以,馬上改。”麥穗象征農業,姿態一旦軟塌,就像“糧袋不鼓”,必須改得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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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四十八小時,清華小組幾乎沒合眼。林徽因干脆躺在沙發上指揮,朱暢中和同事們反復調曲線、調色值,保證麥穗紋理既細膩又堅勁。最終定稿送到大會。6月23日那天,毛澤東宣布表決,全體委員起立鼓掌,清華方案獲準通過。鼓掌聲夠響,梁思成記了多年:“那是木地板都跟著震的聲音。”
國徽定下,生產又是另一場硬仗。模具、金漆、玻璃纖維缺一不可。天津一家工廠接到任務,用舊蒸汽機帶動沖壓機,夜以繼日趕制首批金屬徽章。工人們說:“雖然累,可想到這是掛在天安門上,心里亮堂。”
1951年10月1日早晨,林徽因服完藥,執意前往金水橋。城樓正中央的國徽在晨曦里熠熠生輝,五星與齒輪金光反射到她眼角。她沒有多言,只輕聲喊了一句:“值了。”梁思成扶著她,眼眶泛紅卻強忍著,怕情緒影響妻子的氣息。
網友們后來有機會看到林徽因那張“玉璧版”草稿,驚呼不止:若論美感,它無可挑剔;若論政治符號的通俗度,它確實遜色。審美與時代取向的不匹配,讓“落選”多少顯得合情合理。設計是選擇,也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國徽最終定版,是政治需求與藝術理想的拮抗后取得的平衡,這一點至今仍在設計圈被反復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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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追問,如果當年再給清華團隊一次機會,會否堅持玉璧方案?檔案里沒有答案,但林徽因留下一句話:“國徽不是個人署名,而是國家面孔。”在那場跨越醫院病床、設計桌、懷仁堂的馬拉松里,她用身體扛住了一座龐大的符號工程。或許,這比任何“審美一絕”的掌聲,更具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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