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軍少校拔槍指著自己人腦袋:想當烈士還是想拿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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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18日,諾曼底前線發生了一件特別離譜的事。
一位德軍少校把瓦爾特手槍的保險打開,死死頂住了一名空軍上尉的太陽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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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不是什么抓間諜現場,而是一個被逼瘋了的前線指揮官正在給“豬隊友”上課。
這時候,盟軍的“古德伍德行動”剛開始,天上兩千多架轟炸機把地皮都翻了一遍,對面英國人三個裝甲師的坦克海正壓過來,而這個負責防空的連長竟然還抱著條令不撒手,嚷嚷著“高射炮只能打飛機”。
這一言不合就拔槍的狠人,就是二戰德軍里運氣最神、路子最野的“救火隊員”——漢斯·馮·盧克。
說起這個盧克,那絕對是個有故事的男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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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諾曼底拿著槍逼戰友干活,其實只是他眾多荒誕經歷里的一個小插曲。
咱們要是把時間條往回拉一年,你就會發現,正是柏林高層那幫老爺們一次極度腦殘的拒絕,反而在這個人身上搞出了二戰史上最大的“幸存者偏差”。
1943年3月那會兒,北非戰場其實已經沒法看了。
隆美爾那個“非洲軍團”基本上就是等著被收割的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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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美爾自己飛回大本營求援,結果被摁住不讓回去了。
接班的阿尼姆將軍心里也跟明鏡似的,看著防線到處漏風,唯一的活路就是趕緊撤。
為了讓柏林那幫坐辦公室的大佬們聽懂人話,阿尼姆決定派個腦子靈光、嘴皮子利索的軍官回去哭慘,盧克就這么被選中了。
盧克帶著非洲兄弟們的最后一點指望飛回柏林,結果連希特勒的面都沒見著,就被最高統帥部作戰局局長約德爾上將給擋在了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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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德爾那態度,簡直傲慢到了天際,覺得前線這幫人就是想逃跑,根本不懂什么叫“大局”。
不僅撤退的請求被一腳踢回,統帥部還整出了一個神邏輯:既然非洲那邊那么危險,那你盧克也別回去了,省得再搭進去一個參謀人才。
盧克當時在柏林氣得直跳腳,覺得這幫領導簡直是不可理喻。
但他哪知道,這就是命運在給他開后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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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兩個月后,北非德軍全線崩盤,23萬精銳排著隊進了戰俘營。
那些本來要和盧克一起蹲坑的戰友,后來大都被轉手交給了蘇聯人,去西伯利亞挖了一輩子土豆。
而被強制留在后方的盧克,不僅撿回了一條命,還意外獲得了一年的“帶薪休假”。
這種時候被領導穿小鞋,反而成了他在亂世里最大的一張保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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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看似被“冷藏”的日子里,盧克過得那是相當魔幻。
前線在拼命,他卻在柏林的宴會上認識了一位叫達格瑪的富家千金。
這姑娘還有猶太血統,這在當時可是掉腦袋的事,但兩人硬是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談了一場能寫進電影劇本的戀愛。
這哪里是被貶職,簡直就是被上帝一腳踹出了鬼門關,順便還塞了個大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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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老天爺也沒打算讓他一直躺平。
1944年,盟軍登陸的風聲越來越緊,盧克被召回現役,調到了重建后的第21裝甲師。
這名字聽著挺唬人,其實就是個“丐幫”配置:老底子早在非洲投降了,現在的班底是東線撤下來的殘兵加上一幫新兵蛋子,開的坦克大都是繳獲法國人的戰利品改的,連像樣的虎式豹式都沒幾輛。
更要命的是,師長弗希丁格爾還是個搞炮兵出身的,對裝甲指揮完全就是個門外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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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曼底登陸那天,這個拼湊起來的師團成了離盟軍最近的反擊力量。
指揮系統那叫一個亂,盧克那個戰斗群先是被命令原地待命,眼睜睜看著盟軍在灘頭站穩了腳跟;然后又被命令去奪回奧恩河大橋。
面對人家天上的飛機和海里的艦炮,盧克帶著這群開著“法國老爺車”的弟兄,硬是打出了精銳部隊才有的水平。
雖然大橋沒奪回來,但他靠著靈活走位,死死咬住了盟軍推進的咽喉,這一咬就是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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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發生了開頭那驚心動魄的一幕。
英國第11裝甲師想撕開防線,盧克手里那點反坦克武器早打光了。
他正好看到旁邊有個空軍高炮連,裝備著著名的“88炮”。
這可是反坦克的神器,但這幫空軍大爺像看戲一樣,把炮口對準空蕩蕩的天空,理由是“空軍條例規定高炮不能平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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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再講道理就是找死。
盧克直接把軍紀條令當廁紙扔了,拔出槍就頂在了連長腦袋上。
意思很明確:要么你現在腦袋開花,要么把炮口放平去轟坦克,自己選。
在死亡面前,那個連長終于開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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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平后的88炮瞬間化身坦克殺手,一口氣干掉了英軍40多輛坦克。
這場嚴重“違抗軍令”的行動,最后不僅沒讓他上軍事法庭,還給他換回來一枚騎士鐵十字勛章。
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在生死存亡面前,不想死就得把規矩踩在腳底下。
到了戰爭后期,盧克簡直成了德軍的“補鍋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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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慘烈的法萊斯戰役里,二十多萬德軍被盟軍圍成了鐵桶。
盧克接到的任務是在包圍圈的口子上當“門神”,死撐著不讓盟軍把口袋扎緊。
這幾乎就是個送死的活兒,沒有制空權,補給也斷了,盧克帶著被打殘的部隊硬是在缺口處堅持了五天。
正是這五天時間,讓大約五萬名德軍士兵從死地里鉆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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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第21裝甲師這次徹底被打光了,但盧克完成了戰術上的奇跡。
可個人的本事再大,也救不了必須要塌的大廈。
1945年4月,已經升為上校的盧克在東線哈爾伯戰役中迎來了他的結局——被蘇軍俘虜。
這一回,再也沒有什么“不能回前線”的命令來救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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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的戰俘營里,他實打實地蹲了五年。
那日子真不是人過的,饑餓、嚴寒、苦役,身邊的戰友一個個倒下。
支撐他活下來的,除了軍人的那一股子硬氣,估計還有對那位在柏林相識的戀人的念想。
1950年,當盧克終于走出戰俘營,回到那個已經分裂成兩半的德國時,他已經是個形銷骨立的中年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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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裝甲指揮官,為了混口飯吃,當過酒店門童,干過銷售。
最讓人唏噓的是,那段支撐他在西伯利亞熬過無數個寒夜的愛情,在現實的重逢后也沒能畫上圓滿的句號。
但這事兒吧,又是另一個關于人性與時代的復雜故事了。
漢斯·馮·盧克這一輩子,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玩笑:在那個龐大而荒謬的戰爭機器面前,個人的命運既渺小又充滿了隨機性。
他因為官僚主義的“愚蠢”而撿回一條命,又因為打破官僚主義的“死板”而成名,最后卻不得不為這場非正義的戰爭支付了五年的青春作為代價。
那個在諾曼底舉起手槍逼迫同僚開火的瞬間,或許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把命運攥在自己手里的高光時刻。
參考資料:
斯蒂芬·安布羅斯,《D日:1944年6月6日》,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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