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 鷗：及時行樂—沙孟海先生的人生智慧與我的藝術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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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茫山館 晉鷗

一句“不好”如當頭棒喝

1990年春節(jié)，我30出頭，在浙江桐鄉(xiāng)君匋藝術院工作。那年，我隨桐鄉(xiāng)市文化局和君匋藝術院的領導一同赴杭州，向君匋藝術院顧問、著名書法家沙孟海先生拜年。交談中，我向沙老匯報，自己幾乎每天都在看書、練字、刻印，期待得到沙老的認可。不料，沙老卻連說兩聲：“不好！不好！”接著嘆道：“年輕人，還是要做年輕人的事，要及時行樂。”

沙孟海先生（左一）與筆者（中）留影。

當時，沙老的這番話讓我深感困惑。自幼受“勤能補拙”、“笨鳥先飛”思想的熏陶，我認為年輕人應該抓緊一切時間學習、積累功力，才能在未來有所作為。在那個崇尚“梅花香自苦寒來”的年代，沙老所說的“及時行樂”四字，簡直像是離經叛道的享樂主義，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聽錯了。這份困惑在我心中縈繞了三十多年，從中國江南到日本千葉，直至年過耳順。如今，在千葉梅鄉(xiāng)我的書齋里，每當夜深人靜，經過人生際遇的變遷之后，我才逐漸悟得其中的三昧。

藝術真諦的生命解碼

中國書法史上那些不朽杰作，無不是生命體驗的結晶。

王羲之在會稽山陰的蘭亭雅集中，伴著流觴曲水、微醺暢敘時寫就的《蘭亭序》，其神采飛揚處，正是生命歡愉的自然流露；顏真卿面對侄兒靈柩，悲憤交加寫下的《祭侄文稿》，那涂抹修改的痕跡里跳動著撕心裂肺的情感；蘇軾在黃州寒食節(jié)的凄風苦雨中完成的《寒食帖》，將仕途失意轉化為藝術的升華。

反觀當下藝術教育，我們是否過分強調“廢紙三千”的苦練，而忽略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滋養(yǎng)。明代董其昌提出“畫家六法”首重“氣韻生動”，這“氣韻”從何而來？清人石濤“搜盡奇峰打草稿”的實踐給出了答案。沙老的“不好”實則是擔憂我陷入“為技而技”的窠臼。

沙孟海為筆者題寫書齋名“群島堂”。

中國文人的“及時行樂”有著深厚的哲學底蘊。莊子在濠梁觀魚時感悟“魚樂”的逍遙，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閑適，李白“人生得意須盡歡”的豪放，蘇軾“人間有味是清歡”的豁達，共同構成了獨特的生命美學，是對生命本質的詩意把握。文人雅士的行樂方式更值得玩味：王徽之雪夜訪戴的“乘興而行，興盡而返”，體現的是人心精神自由的珍貴；米芾拜石的癡狂，折射出人格修養(yǎng)與追求。這些看似隨性的行為，實則是通過藝術化的生活方式，實現對世俗桎梏的超越。

“及時行樂”與 “一期一會”

在日本30多年的游藝中，我深刻體會到了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及時行樂”與日本茶道中“一期一會”精神的融合。日本茶道講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與尊重，注重內心的平靜與清凈，而中國的“及時行樂”思想恰與之相得益彰。通過這種跨文化的領悟，我發(fā)現，不同文化間的智慧在碰撞與交融中，使作品更具生命力，能夠更深刻地體現藝術的內涵。

無論是中國的“及時行樂”，還是日本的“一期一會”，它們都強調珍惜當下，感悟生活的真諦。這些跨越文化的智慧為我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新的視野與靈感，使我的作品不僅僅是技藝的呈現，更是對生命、時間的深刻反思和對當下的真摯熱愛。

生命智慧的當代啟示

走過一個甲子的歲月，我回想起沙老的教誨，心中漸漸生出更深的感悟，“及時行樂”的真正含義，便是對“當下感”的敏銳觸覺。藝術不在遠方，它存在于生活的每個瞬間。無論是在春風細雨中，悠然劃船于故鄉(xiāng)那千年水鄉(xiāng)烏鎮(zhèn)，還是在櫻花盛開的東京塔下漫步，抑或是在夜深人靜時，聆聽筆墨與宣紙之間細膩的對話，感受刻刀與石章的碰撞，生活的饋贈最終都會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自然流露。

我現在生活的日本，也讓我更深刻地領悟到這些平凡瞬間的非凡意義。這，便是“及時行樂”的深刻真諦。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間，恰是藝術生命中最豐沛的源泉。

生活的藝術化，正是藝術追求的最高境界。當我們學會在奔波中適時駐足，在耕耘時學會收獲，每一個當下都能轉化為永恒的藝術創(chuàng)作。這，也許正是沙老留給我們后學最寶貴的智慧——藝術不在遠方，它就在生活的每個當下，蘊藏在“及時行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