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財大校長劉元春直言：不是老百姓不花錢，是錢沒到他們手上！

今年眼看就要過去了，回想年初那會兒，特朗普搞關稅戰，全球經濟備受影響，很多人甚至覺得經濟就此會衰退，可結果數據出來，全球貿易不但沒崩，反而還漲了，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么？

到了2025年歲末，若要給這一年的經濟賬本做一個盤點，人們的心情大抵像是坐了一趟過山車，年初的時候，外部環境的緊張感還歷歷在目。

美國那邊頻頻揮舞關稅工具，貿易摩擦的噪音不斷放大，市場情緒被壓到低點，不少機構和專家當時的判斷都很悲觀，認為全球經濟大概率會明顯降速，國際貿易難以避免受到沖擊，中國也很難獨善其身。

在那樣的預期下，“需求下滑”“外貿承壓”“通脹反彈”幾乎成了關鍵詞，但一年走到尾聲，再回頭看真實數據，情況并沒有按當初的劇本發展。

尤其是在 “讀懂中國” 國際會議上，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把前 10 個月的核心經濟指標一條條列出來后，不少原本對中國經濟持悲觀態度、總唱衰的人，當場就沒了聲音。

數據能明確看出來，就算外部市場環境沒怎么好轉，中國進出口總金額還是達到了 37.31 萬億元人民幣，跟去年同期比下來，依舊實現了 3.6% 的增長。

更讓人意外的是，年初被反復提及的通脹壓力并沒有集中爆發，整體物價走勢反而趨于溫和，部分領域還有所回落，這種預期與現實之間的反差，顯然不是偶然。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短期刺激，而在于結構調整的方向是否對路，過去一年，中國在外貿格局上的變化尤為明顯，傳統歐美市場受限確實存在，但并沒有形成“無路可走”的局面。

相反中國加快了對外貿易重心的再布局，把更多精力投向東盟、非洲、拉美等新興經濟體，這些市場在2025年展現出更強的需求彈性，成為外貿增長的重要支撐點。

從結果看，這種調整并非簡單替代，而是形成了新的增量，劉元春披露的數據顯示，在結構變化過程中，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不僅沒有下降，反而上升至約15%。

這一手“乾坤大挪移”靠的不是運氣，而是早已深嵌在全球產業鏈里的硬實力。

而在硬幣的另一面，科技界的一聲驚雷也徹底改變了資本市場的估值邏輯，時間回到2025年初，當時外界注意力幾乎都集中在關稅和貿易摩擦上，但科技圈發生的一件事，很快影響到了更深層的判斷。

DeepSeek發布了R1模型，這并不是簡單多了一個產品，而是用事實說明，在大模型這一長期被少數國家占據優勢的位置上，中國同樣具備持續推進的能力。

它讓市場看到，相關技術并非只能沿著既定路徑前進，也并非不可追趕，正因為如此，一些國際投資機構開始重新評估中國資產，包括高盛在內的投行，開始把技術進展納入核心變量進行測算。

原因并不復雜：美國一側面臨高債務壓力、經濟前景存在不確定性，而中國這邊出現了可以被驗證、能夠落地的技術成果，這種對比本身就會改變資金的風險判斷。

進一步看，這類突破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來自一套較為成熟的創新環境，中國擁有規模龐大的應用市場，新技術一旦推出，往往可以迅速進入實際場景測試，并在使用中不斷優化。

同時，每年持續增加的理工科畢業生，正在補充研發、制造和工程環節的人才供給，使創新不只停留在實驗室。

劉元春指出，深圳、合肥等地形成的經驗，已經把資金引導、政策支持和人才配置有效結合，推動技術成果更快轉化，這也是國際市場重新關注的重要原因。

不過，如果只盯著這些進展，很容易忽視另一組同樣關鍵的數據，在第八屆進博會上，劉元春談到國內消費結構時給出了一個現實提醒：居民消費在GDP中的占比仍不足40%。

這一水平明顯低于全球平均的55%，與美國接近68%的比例差距更大，這意味著經濟運行中，內需支撐依然偏弱，問題隨之而來，相關政策持續出臺，改善預期的措施不斷推進，但居民消費恢復始終有限。

收入增長預期、就業穩定性、公共保障覆蓋等因素，仍在影響消費決策，這些現實約束，決定了技術和外貿帶來的增長，尚難完全傳導到日常生活中，為什么老百姓的錢包就是很難真正打開？

過去我們總愛把這歸結為中國人愛存錢、觀念保守，但劉元春這次把話說得很直白，他認為問題根本不在觀念，而在收入怎么分，在他的分析中，國民收入結構并不合理。

老百姓拿到的收入份額只有 60.6%，明顯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而企業占的比重卻偏高，說白了整體經濟規模確實在變大，但普通家庭能自由支配的錢，增長速度沒跟上經濟擴大的節奏。

換句話說，經濟總量上去了，但落實到個人層面，增長感受并不強，多數家庭一年到頭，收入先被房貸、教育、醫療等固定支出占掉大半，剩下的空間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自然會被壓縮。

不是大家不愿意花錢，而是擔心未來風險，只能把有限的結余存起來備用，劉元春測算，目前消費領域的短期缺口接近2.9萬億元，這背后反映的是收入預期不足，而不是消費意愿不足。

政策上不是沒干活，這兩年推出的家電汽車以舊換新、發放消費券，還有各類補貼，短時間里確實起到了托底作用，把消費和經濟局面穩住了。

以超長期特別國債支持的以舊換新項目為例，直接拉動了超過2.4萬億元的銷售額，覆蓋人群廣，見效也快，但問題在于這類措施更多是應急手段，并不能長期改變消費結構。

因此劉元春提出的思路很清晰：短期穩住基本盤，長期必須調整分配機制，核心方向是讓勞動者在初次分配中獲得更高比例的回報，尤其是中小企業員工、技術工人和個體經營者。

稅制也需要進一步優化，比如擴大綜合個稅范圍，提高教育、醫療、養老等支出的稅前扣除力度，讓家庭負擔真正減輕。

放到更長周期看，“十五五”階段是關鍵窗口，經濟增長方式必須從過去依賴數量和成本，轉向依靠高技能和高附加值，這也是強調教育和人才戰略的現實原因。

當更多勞動者具備高技能、對應高收入，消費能力自然會隨之提升，房地產不再承擔拉動增長的角色后，制造業升級和服務業提質將成為新的支點。

劉元春判斷得很準，與其擔心房地產調整，不如把精力花在怎么通過高質量發展來解決社會問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