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桂敢發動三藩之亂的根本原因：明朝關寧軍根本不懼滿洲八旗

1673年，康熙削藩的詔書傳到昆明，六十多歲的平西王吳三桂，干了件大事，起兵反了，是什么讓他有膽子跟一個如日中天的王朝叫板，很多人說他有野心，可撐起這份野心的，是他骨子里那股勁兒，一種軍事上的自信，他信自己手里這支打了半輩子仗的老底子，一點不比當年橫掃天下的八旗兵差，這份自信的根，要從明朝末年那段血火里找，也要從他對自己力量的一次次誤判里找。

這份自信的種子，是在明末的關寧錦防線上種下的，袁崇煥一手拉扯起來的關寧軍，靠著堅固的城墻，厲害的大炮，還有那幫不要命的遼東兵，硬是把明朝對后金的劣勢給扳了回來，寧遠城下，紅夷大炮一響，努爾哈赤的精銳八旗頭一回在攻城時吃了大虧，野戰不敗的神話就這么破了，努爾哈赤到底怎么死的，史學界還吵個沒完，但寧遠這一仗，實實在在給關寧軍打了一針強心劑，心里就有了“八旗兵也不是神”的底氣，吳三桂接了這支軍隊的班，這種心理上的優越感，跟他走了一輩子。

時間一長，很多記憶就模糊了，1642年松錦大戰，明軍輸得那叫一個慘，關寧軍的主力架子其實已經散了，可吳三桂手里不像有些人想的，只剩下些殘兵敗將，1644年，他是明朝最后一支能打硬仗的野戰軍團老大，守著山海關，手底下還有差不多四萬人馬，這里頭算了遼東的兵民和鄉勇，最核心的是他花大價錢養著，對他死心塌地的幾千“家丁”，這股力量，在當時天下任何一股勢力眼里，都是不敢小看的精銳。

歷史的轉折點，山海關那場仗，戰場空間和時間順序其實很復雜，更能看清各方的真實實力，那不是一個地方的戰斗，是兩部分組成的，清軍來支援的路上，先在一片石，就是現在遼寧綏中九門口那塊，碰上了李自成派來堵截的唐通部隊，順手就給收拾了，側翼沒了威脅，清軍主力這才火速趕到石河主戰場，那時候吳三桂正帶著人和李自成的大軍主力拼命，雖然有點頂不住，但還在死扛，多爾袞一眼就抓住了機會，命令清軍主力從吳三桂陣地的右邊，像一把刀子一樣狠狠插進大順軍的陣線，這種突如其來的夾擊，一下子讓大順軍陣腳大亂，最后全線崩潰。

戰后剃發易服，被封為平西王，這標志著吳三桂是徹底投降，不是什么平等的合作，進了清朝，吳三桂和他手下的軍隊就成了清廷掃平南方的刀子，這支軍隊的核心一直沒變，他用原來的關寧家丁當骨干，組建了像“忠勇營”，“義勇營”這樣的嫡系部隊，在這些部隊的中高層指揮官里，關寧舊部的將領，像夏國相，吳國貴這些人，占了大概三四成的核心位置，是軍隊的指揮中樞和向心力所在，軍隊的規模倒是越搞越大，收編了大量的明朝降軍，綠營兵，甚至西南的土司武裝，最后成了一個戰斗經驗豐富，成分又極其復雜的龐大軍事集團。

“撤藩”的詔書一來，吳三桂的自信到了極點，他眼里看到的，是自己手下這支身經百戰，對自己絕對忠心的雄師，他看到的，是入關后一些駐防的八旗兵慢慢養出來的安逸毛病，可他嚴重低估了清朝的戰爭潛力和整個軍事體系的韌性，三藩之亂一打起來，清朝的戰爭機器全面開動，大概五到八萬的滿蒙八旗作為戰略機動和攻堅的主力，在關鍵戰役里起了決定性作用，數量更多的綠營兵，差不多有二十萬人，就負責后勤，駐防和地方清剿這些繁重任務，給八旗主力提供了穩固的后方，吳三桂面對的，是一個高效運轉的龐大軍事體系。

戰爭剛開始，吳軍勢如破竹，好像真印證了他的判斷，可當他的兵馬到了長江邊上，離問鼎中原就差一步的時候，他卻停在湖南不動了，猶豫不決，這不光是軍事決策失誤，是他面臨的各種困境集中爆發了，康熙已經在荊州，武昌這些地方部署了堅固的沿江防線，就等著他來，吳三桂水師力量又不行，沒足夠的船和專業水軍來保證大規模渡江的安全，更要命的是，清軍在江西，陜西等地的軍事行動，成功牽制了吳軍的側翼，讓他不敢輕易孤軍深入，怕掉進多線作戰的坑里。

說到底，吳三桂的失敗是系統性的，軍事上，他掉進了持久消耗戰的泥潭，他一個地方的資源怎么跟一個統一的王朝拼，到了后期兵員枯竭，手下大將也離心離德，像王輔臣就叛變投降了，政治上，“反清復明”的旗號更是喊不響，一個親手絞死永歷皇帝，雙手沾滿明朝皇室鮮血的人，怎么可能贏得天下讀書人和老百姓的真心擁護，人心都想著安定，打了那么多年仗，老百姓早就煩透了，他起兵的根基，從一開始就是建在沙灘上的。

1678年，吳三桂在衡陽的病床上走完了他矛盾又復雜的一生，他的皇帝夢也跟著成了泡影，他敢拔劍，是因為對關寧軍傳統的軍事自信，是對自己一手打造的軍隊的迷信，可他只記住了過去的輝煌，卻忘了力量會此消彼長，忘了政治上的污點洗不干凈，更錯判了天下人心的方向，那份來自關寧軍的驕傲，最終把他自己推向了毀滅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