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不久，陳毅找謝振華談話，謝振華說：我看別人更合適

1949年6月18日夜，蘇州拙政園外的梧桐被雨點敲得沙沙作響，華東軍區前敵指揮部的一盞馬燈亮到深夜。陳毅在燈下翻閱軍委最新電報，眉頭緊鎖——華東軍政大學即將擴編，第二總隊缺一位既懂指揮又懂教學的政工主官，名單上空著。

窗外腳步聲停在門口，參謀報告：“謝振華已到。”陳毅合上電報，起身迎出：“老謝，夜色不佳，辛苦啦。”謝振華脫下雨衣，帽沿還掛著水珠，他本能地立正敬禮，卻被陳毅拉到椅邊：“坐，咱們談談。”

短暫寒暄后，陳毅開門見山：“二總隊政委，你去最合適。”謝振華搖頭：“三野能人多，我看別人更合適。”陳毅哈哈一笑：“能打仗的不缺，能一邊打仗一邊教書的不多。老謝，你不來，誰來？”謝振華沉默幾秒，點頭：“既然首長決定，我服從。”對話結束，任務落定，雨聲卻更密——這場談話為新中國軍事院校的雛形添了關鍵一筆。

若把視線往前撥十三年，可見謝振華不止一次被這樣“點名”。1936年5月，陜北米糧山上塵土飛揚，紅軍大學開始籌建。毛澤東定下“林彪抓訓練、羅瑞卿管教學”的框架后，還缺一個能兼顧營級干部培訓和思想教育的骨干，羅瑞卿迅速寫下“謝振華”三個字。因為在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執行科歷練多年，這位27歲的江西青年早已是資歷老、戰例多、理論強的“三合一”。

抵達米糧山那天，謝振華見到的是成排土窯洞和幾張半截條凳。教員只有三名，學生卻來自各路主力。當講臺成了膝蓋，當石壁變作黑板，他仍能把戰術、偵察、政治動員捏成一節節生動課程。一個月后敵情吃緊，紅軍大學被迫轉移到保安，謝振華一邊押運器材，一邊安置學員，等窯洞課堂在新地點重新支起，外人只覺得“換了塊地方，倒像沒折騰過”。

七七事變的槍聲打斷了課堂鈴。抗日軍政大學倉促畢業，謝振華隨部隊東渡黃河。平型關、百團大戰、冀中破襲……規模不一的戰斗里，他既當指揮員又當教官，總結戰法、修改教材，常常是上午打完伏擊，下午就把剛用過的戰術寫進講義。有人不禁要問：這種“邊打邊寫”到底管用嗎？答案藏在學員們后來屢屢成功的夜襲、穿插、反伏擊里。

解放戰爭爆發，謝振華調至中原野戰軍，仍肩負干部訓練任務。魯西南一役，他帶出的一批排級指揮員恰好頂在最吃勁的正面，硬生生撕開敵陣。戰后總結會上，鄧小平對他講的第一句話是：“能打的學員才算畢業。”

時間回到陳毅辦公室。華東軍政大學的框架已定，二總隊專門負責接管蘇南、浙江新解放區的地方武裝與行政骨干，既要懂槍炮，也要懂城市管理。換句話說，它是未來省市級干部的“速成班”。陳毅最擔心的不是師資，而是如何把黨政軍三個系統揉在一起。謝振華的“雜家”經歷正合胃口——從保衛局執行科到紅大教員，再到前線指揮，他熟門熟路。

1949年7月中旬，謝振華到蘇州報到。籌建辦只騰出兩間舊祠堂，一張黑板還是用棄船底板改的。開學第一天，他先讓學員圍坐：“今天不上課，談問題。”大家提到城市接管中易混淆的軍紀與民法，他立刻舉例：“進城部隊管治安，但稅務、糧秣與公安是三個口子，混了就出亂子。”這種直截了當的方式，讓許多剛脫下草鞋的新干部當晚就熬夜翻筆記。

新中國成立后，全國軍事院校迅速擴張。1951年冬，中央軍委決定在南京設立軍事學院，由劉伯承負責。劉伯承向軍委要人時，點名謝振華：“基本系必須由他挑大梁。”謝振華赴任時，情報、偵察、戰役學三個教研室加起來只有二十來名老師，大多剛從戰場轉入課堂，蘇式教材又與解放軍實戰不完全吻合。

謝振華組織編寫《步兵近戰》《營連級指揮手冊》，原則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為軸，外軍經驗為輔”。教材第一稿印出后，他把原蘇譯本和自編本放在兩組學員里對比教學。兩個月后考試，翻譯本組平均分低了整整十二分，這一事實直接說服了尚存疑慮的蘇聯顧問。

1952年初，毛澤東視察南京軍事學院，他專挑基本系聽課。下課后，毛澤東拉著謝振華的手問：“學員能聽進去嗎？”謝振華答：“按自己的打法講，他們愛聽。”毛澤東頷首。兩年后，朱德檢閱學員隊伍時，再次點名表揚基本系“既有理論又貼近實戰”。

此后十余年，謝振華先后參與國防科委情報干部培訓、全軍院校教材統編等工作，行程跨越北京、西安、昆明，總是“干完一個坑，再填下一個坑”。有同志統計，他參與主編或審定的教材達三十余種，覆蓋戰役學、偵察學、政治工作學三個大類，為全軍院校通用。

從米糧山的窯洞到南京鐘山腳下的教學樓，謝振華的履歷像一部活教材：戰場與課堂互為注腳，指揮與教學相互成全。陳毅那句“你不來，誰來”并非恭維，而是一種判斷——新生共和國要站穩腳跟，離不開這樣一位“文武雙全”的“多面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