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梁希不想當農墾部部長，特意給周總理寫信：我想回南京教書

1949年9月的一個清晨，北平城的石板路還掛著薄霧，66歲的梁希拎著草帽，慢慢走向西單附近的駐地大門。政協會議正式開幕前，他已經收到風聲：新政府的林墾部需要一位熟行內情又德高望重的人，名單上偏偏寫著自己的名字。聽到消息，他的第一反應不是喜悅，而是皺眉。

大會當天，懷仁堂燈火通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依次入席。梁希坐在科學界代表席，雙手扣在膝蓋上，心緒難平。當周恩來宣布政務院組成人員時，“林墾部部長——梁希”幾個字在靜場中格外清晰，周圍代表報以熱烈掌聲，他卻低下頭，只輕輕嘆了口氣。

梁希不愿做官，這不是客套。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那間布滿木屑與樹輪切片的實驗室。要理解他的猶豫，只能把時間撥回到半個世紀前。1899年，16歲的梁希考中秀才，家人盼他走仕途。然而日俄在東北拼火力，京津間列強船炮不停，他看到了書本外的另一種風浪。1905年，他跑去浙江武備學堂學西式軍事，被保送日本士官學校時，還加入了同盟會，想著“操槍救國”。

夢碎得很快。1912年，他隨新軍回國，本想在國徽下建功，結果袁世凱一紙令撤掉了部隊。他折返回東京，在帝國大學林科找到新方向：讓荒山起綠才是真長久。四年后學成回國，他進了鴨綠河采木公司，本想實地練手，才發現那是日本財團打著“開發”旗號的砍伐據點。看著成片紅松倒下，他撂挑子離職。

1919年至1926年，他在農業院校站講臺，黑板上寫的都是“針葉林分類”“水土保持”。學生記得，這位戴圓框眼鏡的教授下課后直奔實驗林，鋸子背在肩頭，一干就是一整天。德國林學體系更系統，他又辭職自費赴柏林四年，把測樹、年輪學統統學透，再帶回南京中央大學。

抗戰爆發后，南京陷落，他隨校西遷，也常在宿舍里翻《新華日報》。對皖南事變極端不滿后，他悄悄對學生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這句話后來被地下黨記錄在案。1943年，他寫《用唯物辯證法觀察森林》，交到重慶，一位姓周的同志批了五個字：“切中要害，很好。”

1949年4月，解放軍逼近長江。梁希的名字列入特務暗殺清單，當夜，地下黨把他裝進一輛舊吉普繞道蘇北，再由漁船送到天津。四月中旬他抵達北平，住在西皇城根一處小四合院，等候新中國的號角。

然而，當部長的任命一宣布，他再次打起退堂鼓。會后，他回到住處，用毛筆寫下一封信：“年逾花甲，才力不濟，懇請政府讓我回南京講授林學，以育后學。” 幾天后，周恩來的回信送到。撕開信封，紙面上筆力遒勁九個字：“為人民服務，當仁不讓。”梁希抬頭望窗外，沉默片刻，對秘書說了一句：“既然如此，那就試一試。”

接任后，他提出林墾部三件當務之急：先搭架子、再摸底子、然后打基礎。短短數月，統計組跑遍東北、西北山區，把資源、蓄積、病蟲害摸了底；技術組匯總全國苗圃、種子、護林站，拉出一張粗線條的林業全圖。

1949年12月，全國農業生產會議在北平召開。梁希定下林業方針：普遍護林、重點造林、合理采伐、綜合利用。這十二個字，后來寫進各省森林管理辦法。問題隨之浮現——技術干部奇缺，全國高校森林系一年畢業生不足百人。梁希拍板：一是對現有人才統一登記，分片調配；二是各大區、省會設臨時訓練班，把農藝、地質、測量人員拉來速訓；三是報政務院追加經費，在北林、華南農學院增設或擴招森林系。文件很快下發，一線空缺迅速補上。

此后數年，他天天泡在辦公室與實驗林之間，出差常隨身帶兩本小冊子：《木材材性速查表》和《森林病理學提綱》。有人勸他稍稍休息，他擺擺手，“一棵樹要長幾十年，我等得起嗎？”

1958年12月10日，梁希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五歲。身后清點遺物，除了幾件舊軍裝、兩支手鋸和一柜教材草稿，再無多余物品。梁希當了近十年部長，卻始終把自己當成教書匠，他曾講過一句半玩笑話：“如果哪天真把中國的荒山全種綠了，我就回課堂去講‘功成身退’的故事。”這句未能兌現的話，如今仍被早年學生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