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擺水老頭被舉報是特務，判刑前高喊：我為黨立功，陳賡可作證

1951年6月，朝鮮半島陰雨連綿，前線指揮所的通信兵踩著淤泥送來一袋公文。陳賡放下望遠鏡，抽出最薄的一封，落款寫著“南京市人民法院”。炮聲此起彼伏，可信封里卻只有三個急迫的問題：鮑君甫是誰？他的自辯是真是假？能否為其出具證明？

南京與前線，相隔兩千余公里，一頭是敵機盤旋的戰(zhàn)壕，一頭是夏日暑氣中的坊巷。幾周前，南京公安發(fā)動反動黨團人員登記，萬人涌到各登記處，驚慌與忐忑混雜在隊伍里。就在這股浪潮中，玄武湖畔一個賣茶水的老頭被人舉報——說他當年是國民黨大特務，還做過“感化院院長”。老頭名叫鮑君甫，登記表上卻寫著“楊登瀛”，更多人喊他“擺水佬”。

公安迅速核實履歷：此人曾擔任過“反省院”高層職務，背景可疑，當晚即被帶走。移送法院后，卷宗頁碼迅速翻到最后一張——“建議嚴懲”。可就在法官敲響木槌一刻，老人突然朗聲而起：“我替共產(chǎn)黨干過大事！陳賡可作證！”一句話，把法庭氣氛凍結(jié)。

不了解內(nèi)情的人以為他慌不擇路，熟悉隱秘戰(zhàn)線的人卻知道，陳賡與情報二科這幾個字分量極重。法院不敢草率收尾，兩次致函云南，當時任省政府主席的陳賡早已隨志愿軍入朝。信件輾轉(zhuǎn)陸路海路，三個月后送到前線，這才出現(xiàn)前文那一幕。

陳賡讀完附件，腦海閃過二十多年前上海法租界那間昏暗咖啡館。1928年5月，周恩來批準，情報科科長陳賡化名王庸，與鮑君甫初次單線接觸。對話持續(xù)不到一小時，卻改變了雙方命運——鮑進入國民黨調(diào)查科，同時亦成為中共在敵營的“第一只釘子”。

鮑君甫出身廣東中山，早稻田大學畢業(yè)，日語流利，人脈橫跨黑白兩道。國民黨籌建中統(tǒng)時，他順勢被楊劍虹拉入核心圈。鮑看似追隨中統(tǒng)，暗地卻把機要資料一份份遞給陳賡。上海北四川路“楊登瀛辦事處”掛牌當天，外界只知它是調(diào)查科駐滬機構(gòu)，殊不知里間墻壁后還藏著中共特工安娥的機房。

為了取信敵人，鮑不得不演出多場“破獲”。中共則有意送上一批真假參半的文件，讓他“立功”。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剛起草完《滬區(qū)共黨活動報告》，鮑的密件已送達南京，速度之快，令徐恩曾驚嘆，又一次放寬經(jīng)費，“想拿多少自己填”。

鮑的分量漸重，可危機也在逼近。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特科多點暴露。陳賡連夜找鮑，“躲一陣，別硬頂。”鮑卻估計自己背后的張道藩能保平安，沒有離開。結(jié)果被捕半年，雖保住秘密，卻也留下案底。出獄后，他被安插到“反省院”，表面風光，實則早已與共產(chǎn)黨斷線。解放前夕，他隱姓埋名，在南京路口擺水謀生。

陳賡在回信中寫道：“鮑君甫自一九二七年與黨接觸，三一年以前貢獻巨大，曾與我同囚，情況屬實。”短短幾十字，卻令法院反復斟酌。隨后，李克農(nóng)、陳養(yǎng)山等人提供的補充證詞陸續(xù)到位，關(guān)向應、任弼時被營救經(jīng)過也浮出水面。材料堆滿案桌，最重的一條證實：沒有鮑提供的線路，上海黨組織很可能在三十年代初被連根拔起。

審理小組最終更改量刑——撤銷“特務罪”指控，改判管制一年。1952年冬，司法部批示：此人年老體弱，無固定收入，可酌情救濟。南京軍管會按月發(fā)給生活費，陳養(yǎng)山又托人送來棉衣。有人好奇，昔日“茶水佬”突然受到高級干部禮遇，背后因由，卻只能在幾份絕密檔案里尋找。

1969年12月29日夜，鮑君甫病重。他反復叮囑子女：“記住，我不是內(nèi)奸，不是特務，周總理了解我。”次日凌晨，呼吸停在南京隨園的一盞煤油燈下。彌留話語沒有悲情，只有一句事實自白。

細查鮑的一生，角色轉(zhuǎn)折幾乎與時代同步：留日青年、上海交際客、國民黨特派員、紅色密探、囚徒、獄官、茶水攤主。有人困惑他為何甘當雙面間諜，有人懷疑他是否另藏私心。可在陳賡、周恩來多次背書后，答案無須再做猜測：情報戰(zhàn)線永遠隱藏最鋒利又最脆弱的刀鋒，使用者與被使用者之間只靠信任維系；而信任一旦成立，便承擔生死。

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需要雷厲風行，也需要分辨曲直。鮑君甫案被翻轉(zhuǎn)，看似偶然，卻恰好說明法律與歷史的共同原則——定罪，憑證據(jù)；辨忠奸，靠事實；功過之間，不可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