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病逝7年后，小29歲的遺孀王定國找到胡耀邦，提了一個要求

1978年3月，北京剛剛回暖。中組部那條狹長的走廊里，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放慢了腳步，棉布鞋幾乎聽不出聲音。門口值班員悄聲提醒：“胡部長馬上就到。”老人點點頭，自言自語：“今天該說的，就一句——給我點兒活干。” 胡耀邦匆匆趕來，握手時問：“王大姐，有事？” 她直截了當：“別安排照顧，我想做事。”短短十五個字，把會面帶進正題。

這并不是客套。七年前，謝覺哉病逝，她按組織級別本可繼續住在三進四合院。可她把鑰匙交回，車子也退掉，帶著孩子搬進不足六十平米的舊樓。有人不解，她擺擺手：“我有工作，憑什么住那么大？”這種“較真兒”在今天聽來像段子，當年卻沒人敢勸。

老人名叫王定國，1913年出生在四川營山。家里窮得揭不開鍋，才六歲就下地拔草，十歲挑糞灌水。更慘的是，饑荒連年，她看著妹妹餓死，弟弟被賣。十四歲又被人用八塊大洋買走，當了童養媳。舊禮教束著雙腳，也束著空氣，她常說那幾年“連呼吸都疼”。

地下黨的一張傳單飄進院子，像一把刀劃開沉悶。有人悄悄告訴她：女人可以剪發、可以放腳、可以改名。她心里“咚”地一聲，夜里對著月亮拿剪刀咔嚓一下，辮子落地。隨后，她拎著小包逃出高墻，用四十塊銀元徹底了結那段屈辱，跑到游擊區給紅軍做交通員。

1933年，紅九軍進入營山，她正式參軍入黨。次年調巴中蘇維埃學校，兩個月就把算盤、醫護、情報樣樣學了個遍。劇團成立，她又被拉去當演員，還兼被服廠連長。舞臺、針線、槍械，她都能上手，戰友打趣：你像個陀螺。

1935年過夾金山那天，積雪沒膝，太陽刺眼。隊伍里那位留八字胡的老人舉著兩件單衣喊：“哪位同志能幫我縫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國脫口而出：“包在我身上！”老人謝過她，“我叫謝覺哉，就住坡上。” 這件羊毛衣后來被王定國縫了又補，一直到延安仍在穿。她說：“那是我見過最結實的針腳，也是最浪漫的前奏。”

會寧大會師后，她和劇團被馬家軍俘虜，鐵皮牢房熬了半年。深夜逃出時，她背著兩名負傷女兵在黃土坡滾下去，腳掌磨爛，仍死咬牙關。抵達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她又遇見謝覺哉。老人指著她笑：“原來是縫衣服的姑娘。”組織需要一位精明干練的聯絡員，他們干脆成了搭檔。

同年10月，兩人在辦事處后院的炕上一合影，算是婚照。房子漏雨，床頭貼著一張標語：“救國先救民，救民先救己。”謝覺哉說：“先把字認全。”于是王定國每天練筆畫，半年能寫通稿，后來直接給《解放日報》供稿。

新中國成立后，謝覺哉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家里突然涌進“老院長夫人”“謝夫人”的稱呼，她一概拒絕：“叫我王定國。”孩子們想坐專車上學，被她呵斥：“走路，咱腿沒壞。”院里發來高檔家具，她退回兩套，只留最結實那件長條桌。

1953年，謝覺哉七十壽辰。王定國寫道：“花長好，月正圓。”其實日子緊巴巴。為了培養孩子，夫妻倆省吃儉用攢下兩萬多冊線裝書，全家圍著小炭爐抄古籍。謝老常夸：“行書寫得像模像樣了。”王定國回敬一句四川話：“還早嘞！”

1971年，這個嚴謹的家突然止于靜默。謝覺哉臨終只留三句話：不辦追悼會，不留專車，不遺房產。王定國全部照做，還補充一條：“謝老沒搞特殊，我也不搞特殊。”她揣著存折走進街道辦，申請普通職工宿舍。

鏡頭回到1978年那條走廊。胡耀邦沉吟片刻，說：“謝老留下的日記、手稿、詩詞，亟需整理。比任何職位都重要。” 一句話擊中了她的心。她當場答應：“我干。”對話不過二十秒，卻決定了她后半生的方向。

接下來的六年，她把謝覺哉的二百五十萬字日記拆開、編年、注釋，又把散落各地的書信逐封找回。唯一的助手是老花鏡和一臺手搖復寫機。腰椎病犯了，她綁塊木板硬撐；眼睛模糊，就讓小女兒讀，她口述標點。十余部著作陸續面世，《謝覺哉日記》《謝覺哉書信集》《謝覺哉詩詞選》填補了司法史、黨史多處空白。

1984年，謝老百年誕辰。王定國把那兩萬多冊線裝書連同自家蓋章的目錄表打包送進中央檔案館。有人感嘆：“這可是大半輩子的積攢。”她說：“書在庫里活得更久。”

隨后，她投身老齡與關工事業。講黨史、辦展覽、跑偏遠山區，車費常自己墊。1994年離休時，人事部門統計，她僅差兩天就滿“工齡極限”。

91歲那年，她又背起行囊，沿著“雪山草地”原線路徒步七公里，說是“給年輕人打個樣”。105歲登上春晚，當主持人悄悄問她愿望，她擺手：“別讓節目組給我買新衣裳，舊軍裝還穿得下。”

2020年，108歲的王定國在北京安靜離世。遺物里最奪目的，仍是一件縫得密不透風的舊羊毛衣。有人說，這件衣服的針腳，縫住了兩代革命者的風骨，也縫住了什么叫“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