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石景山八女兇殺案，8名少女隕落，抽絲剝繭查出真兇

1999年5月30日，凌晨四點多的北京城，大多數人還在沉睡，石景山八角派出所的電話驟然響起，打破了值班室的寧靜。電話那頭轉來一個急促的報警：23號院3號樓前，一名女子渾身是血，倒在地上。

這個看似尋常的報警電話，拉開了一場震驚京城的特大兇殺案的序幕。

當民警趕到現場時，被眼前的景象震驚了：一名年輕女子俯臥在一輛面包車前，身上睡衣已被鮮血浸透，赤著雙腳，拖鞋散落在一旁。法醫檢查確認，她已因胸腔被銳器刺穿導致大出血死亡。偵查員們順著血跡上樓，越往上走，血腥味越濃，二樓202室的門虛掩著，推開門的一剎那，濃烈的血腥氣撲面而來。

屋內的景象，讓在場許多從警多年的老刑警都感到心悸，客廳、臥室，橫七豎八躺著七具年輕女性的尸體，墻上、地上、床上，到處是噴濺狀的血跡，加上樓下那名女子，一共八條生命，在這個夜晚悄然消逝。

到底發生了什么？八名女子為何全部遇害？兇手又為何如此殘忍呢？

這間三居室是福建某工藝品有限公司為員工租賃的集體宿舍，八名女孩都是公司員工，最大的24歲，最小的才17歲。她們一個多月前剛從福建來到北京，在商場做首飾導購工作。5月29日晚上，她們像往常一樣回到宿舍休息，其中一位名叫薛某英的女孩，是從外地辦事處來北京出差的，臨時借住在這里，誰也不會想到，這將是她們生命中的最后一夜。

現場勘查顯示，兇手是從陽臺攀爬入室的，女孩們當時都已換上睡衣準備就寢，突如其來的襲擊讓她們措手不及，八名女孩總共被同一把兇器捅刺了120刀，她們中的一些人曾試圖反抗或逃跑，但最終都未能逃脫厄運。

陳某花倒在辦公桌前，電話就在手邊——她可能在最后一刻試圖報警，但電話還沒來得及撥通。

肖某芳是唯一逃到樓下的女孩，她赤腳跑出單元門，呼喊著求救，但凌晨的小區寂靜無人，兇手追上來，在面包車前將她殺害。

八名年輕女性同時遇害，這是自解放以來單次死亡人數最多的入室殺人案，引起了各級部門的高度重視。據調查，現場門窗完好，沒有撬動痕跡，貴重物品和兩萬元現金都沒有丟失，排除了盜竊殺人的可能，所有死者都沒有被侵犯的跡象，情殺的可能性也很小，女孩們來京時間短，社會關系簡單，平日基本是兩點一線的生活。

然而一個關鍵發現讓偵查工作出現了轉機：現場除了死者的血跡和腳印外，還提取到一種陌生的血襪印，以及第九個人的DNA樣本，這說明兇手在作案過程中受了傷，而且是個沒有案底的“新手”。專案組分析認為，兇手很可能是單人作案，男性，年齡在35-40歲左右，熟悉現場環境，可能就住在附近。

隨著排查深入，一個人的表現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趙連榮，37歲，住在案發現場隔壁的203室，他是小區女話務員的丈夫，某機床廠的工人，有一個5歲的兒子。

在鄰居和同事眼中，趙連榮是個標準的“老實人”，他性格內向，不好交際，但人緣不錯。每天過著規律的三點一線生活：送孩子、上班、下班回家。領導評價他工作認真，從不遲到早退，然而這個“老實人”在面對警方調查時的反應，卻頗為反常。

當其他鄰居都說凌晨聽到了一些響動和呼救聲時，只有一墻之隔的趙連榮聲稱“什么都沒聽見”。警方組織小區男性居民進行足跡比對時，趙連榮試圖逃避，提取腳印時也極不配合。更關鍵的是，他家的南窗正對著202室的陽臺，可以清楚看到隔壁房間的情況。以他的身形，從陽臺攀爬進入202室并不困難。

果不其然，足跡比對結果顯示：趙連榮的腳印與現場提取的血襪印完全吻合，在他的左小腿上，有一處尚未完全愈合的傷口。

當警方要求趙連榮脫下衣服檢查是否有傷口時，他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了，在一根煙、一杯水之后，趙連榮平靜地說出了那句話：“人是我殺的。”隨著審訊的深入，一個扭曲的心理世界逐漸浮現。

自從那些年輕女孩入住隔壁后，趙連榮就開始注意她們，女孩們年輕時尚，每天打扮得光鮮亮麗，下班回來時經常有說有笑，她們每個人都有手機、BP機，用著趙連榮妻子羨慕卻買不起的化妝品。

趙連榮的妻子偶爾會提起這些鄰居，言語中透露著羨慕，這讓趙連榮的心理開始失衡，在他看來，就是這些“外地來的女人”搶走了本該屬于北京人的機會和資源。他漸漸產生了一個荒謬的念頭：這些女孩可能從事不正當職業，否則怎么可能這么有錢？

偏見和嫉妒在他心中蔓延，他開始謀劃搶劫，“如果她們反抗，就殺人滅口”。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就想殺人”。

月30日凌晨3點左右，趙連榮等到妻子值夜班、兒子熟睡后，戴上手套，拿著一把折疊刀，脫下鞋子只穿襪子，從自家南窗翻到202室的陽臺。他動作很輕，但還是驚醒了一名女孩，驚慌之下，趙連榮拔刀就刺，其他女孩陸續被驚醒，尖叫聲打破了夜的寧靜。

此時的趙連榮已經完全喪失了理智，他持刀沖向每一個試圖逃跑或反抗的女孩，朝她們的頸部和胸部猛刺，肖某芳受傷后掙扎著跑出房間，一路跌跌撞撞沖到樓下，趙連榮追了出去，在面包車前將她殺害。

返回室內后，他又殺害了正在打電話求救的陳某花，撞開北側臥室的門殺害了薛某英，擔心有女孩沒死透，他甚至還返回南屋進行了補刀。

八條鮮活的生命，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全部消逝。

作案后，趙連榮本想尋找財物，但意識到時間過去太久，便匆忙逃離現場，發現地上有自己的血腳印，于是脫下衣服踩著回家，到家后將血衣剪碎沖入了下水道。警方在趙連榮家中找到了作案時穿的衣服碎片，以及被他丟棄的兇器，DNA比對確認，現場第九份血樣就是趙連榮的。

1999年6月18日，趙連榮被檢察機關以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法庭上，辯護人曾試圖以搶劫罪為其辯護，認為殺人是搶劫的手段。但法院認為，趙連榮為牟取錢財，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接連殺死八人，犯罪性質極為惡劣，情節后果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

最終，趙連榮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9年7月21日上午，隨著一聲槍響，趙連榮結束了自己37歲的生命，但八位女孩的生命，卻永遠定格在了那個血腥的凌晨。

這起案件已經過去多年，但留給人們的思考卻從未停止。一個在鄰居、同事眼中老實本分的人，為何會犯下如此殘忍的罪行？說到底，趙連榮有明顯的偏見和仇視情緒，他將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錯誤地歸咎于那些看似過得比他好的年輕女孩，這種非理性的歸因，加上極端的暴力傾向，最終釀成了悲劇。

案件也暴露出當時集體宿舍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些問題，年輕女性在外地工作，居住環境的安全保障、鄰里關系的建立與維護，都值得深思。

每一起重大案件的背后，都是多個家庭的破碎和無法彌補的傷痛，八位女孩的父母失去了女兒，趙連榮的妻子失去了丈夫，五歲的孩子失去了父親。

生命可貴，每一個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