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偷了五片豬肉給她：朝鮮之旅中最危險的善意

火車在深夜駛過鴨綠江，窗外是無邊的黑暗，只有江水在月光下泛著蒼白的粼光。我攥著口袋里那張皺巴巴的糧票——1993年的，印著“北京市糧票”，半市斤。這是父親去世后，我在他舊軍大衣里發現的。這次朝鮮之行，是我為他來的。他臨終前昏迷中反復念叨：“平壤…大同江…青春啊…” 他曾是志愿軍后代，一生向往那個父親戰斗過的地方。

平壤的清晨安靜得像一幅褪色的油畫。我們的巴士經過統一大街，偶爾有晨練的人排著整齊的隊伍跑步，腳步落下時幾乎沒有聲音。導游李英愛——一個約莫二十七八歲的朝鮮女子，穿著深藍色套裝，胸前別著領袖像章，用流利但帶有獨特節奏的中文介紹著：“左邊是人民大學習堂，右邊是即將完工的科學家大街……”

她的笑容標準得讓人心疼。

第一天晚宴設在柳京飯店，餐桌上的豐盛讓我們這些中國游客都暗自吃驚。銅碗里盛著參雞湯，烤五花肉在鐵板上滋滋作響，甚至有一整條糖醋魚。我數了數，僅肉類就有五種。

“朝鮮同志們的飲食水平不錯啊！”團里一位退休干部感嘆道。

李英愛微笑著點頭，眼神卻飄向遠處。我順著她的目光看去，一個朝鮮服務員正小心翼翼地調整餐桌上的花束，她的手腕細得仿佛一折就斷。

半夜，我因時差醒來，下樓想去大堂要杯水。卻看見李英愛獨自坐在昏暗的休息區，手里捧著個鋁制飯盒，正小口小口吃著什么。她吃得太專注，沒注意到我。我看清了——飯盒里是半盒白米飯，幾根泡菜，沒有一絲油星。

她突然抬起頭，我們的目光撞在一起。她慌忙蓋上飯盒，臉上迅速堆起職業笑容：“林小姐，您需要什么嗎？”

“我…我想走走，睡不著。”

她猶豫了一下：“我陪您吧，外賓夜間單獨外出不符合規定。”

我們沉默地走在酒店空曠的花園里。初秋的朝鮮已有寒意，她裹緊了單薄的外套。

“李導，你晚上就吃那個嗎？”

她身體微微一僵：“那只是加餐，我晚餐吃得很飽。”

謊言像一層透明的薄膜，隔著我們。

第三天，我們參觀一所模范幼兒園。孩子們表演著精心排練的歌舞，紅撲撲的臉蛋上涂著腮紅。表演結束后，他們排著隊領取點心——每人半塊餅干，一小杯豆漿。一個約四歲的小男孩眼睛直勾勾地盯著我們游客手中的礦泉水瓶，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我蹲下身，把未開封的巧克力威化遞給他。小男孩眼睛亮了，剛要伸手，旁邊的老師輕輕咳嗽一聲。他的手停在半空，然后緩緩放下，朝我鞠了一躬，跑回了隊伍。

那一刻，我仿佛看見了三十多年前的自己——父親帶回一塊上海奶油蛋糕，我盯著它看了整整一下午，直到晚上全家人才一起分了那不及巴掌大的一小塊。

當晚，我做了件瘋狂的事。

晚餐時，我趁人不注意，用保鮮袋裝起了五片烤豬肉、一個饅頭。我知道這很冒險，但那個小男孩的眼神烙在我心里。

深夜，我敲響了李英愛的房門。她開門時穿著褪色的居家服，看到我手中的袋子，臉色瞬間煞白。

“林小姐，你這是……”

“給孩子，”我聲音發顫，“給今天那個小男孩。”

她像被燙到一樣后退一步：“不行！絕對不行！這是嚴重違反紀律的！”

“就說是你省下來的，沒人知道。”

我們僵持在門口。最終，她嘆了口氣，接過袋子，手指觸到尚有余溫的豬肉時，輕輕顫抖了一下。

“他會挨打的，”她突然說，“如果被發現有外賓給的食物，他和他的家人都會受牽連。”

我愣住了，從未想過善意可能帶來災禍。

“那…那你吃了吧，”我語無倫次，“你太瘦了。”

李英愛看著我，眼中的防線在一點點崩塌。她忽然側身：“進來吧。”

她的房間簡陋得讓人心碎：一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衣柜。桌上放著一張全家福——年輕的父母和兩個女孩，背景是平壤的金日成廣場。照片邊緣已經磨損。

“那是我妹妹，”她指著照片中更瘦小的女孩，“去年生病走了。急性肺炎，但醫院缺一種藥。”

她說的很平靜，仿佛在講述別人的故事。然后她打開我的袋子，看著那幾片豬肉，眼淚突然大顆大顆落下。

“為什么？”她哽咽著，“為什么你們什么都有，我們卻…”

她再也說不下去，雙手捂著臉，瘦弱的肩膀劇烈抖動。那個白天里專業得體、對答如流的導游消失了，只剩下一個饑餓、悲傷、背負著整個國家重量的年輕女子。

我伸出手，又縮了回來。任何安慰在此刻都顯得蒼白可笑。

“對不起，”她終于平靜下來，擦干眼淚，“我不該說這些。請您忘掉吧。”

“我忘不掉，”我說，“因為我見過同樣的眼神。”

我給她講父親的故事：三年困難時期，他作為家里長子，每天把自己的口糧省下一半給弟弟妹妹。十五歲時，他得了浮腫病，腿上一按一個坑。奶奶用全家攢了三個月的糧票換了一斤豬肉，燉了湯，他卻一口沒喝，全分給了弟妹。

“他臨終前一直念叨平壤，不是因為這里多美好，而是因為這里住著他青春時代的信仰——那種愿意為他人挨餓的信仰。”我的眼淚也滑下來，“可是英愛，人不能永遠活在犧牲里。我父親那代人挨餓，是為了讓我們不挨餓。如果一代又一代永遠在犧牲，那犧牲還有什么意義？”

李英愛呆呆地看著我，像在看一個天外來客。這些觀念對她來說太危險，太離經叛道。

“你知道嗎，”她輕聲說，“我們接待外賓的飲食標準是中央定的。每頓飯要有多少肉、多少蛋，精確到克。如果我們吃不完，剩下的會嚴格登記，送回指定部門。有同事曾經偷藏了一小塊雞肉給生病的母親，被發現了，調去了礦廠。”

她打開袋子，拿起一片已經冷掉的豬肉，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放進嘴里。她吃得很慢，仿佛在進行某種儀式。淚水再次滑落，混著油脂，在嘴角閃著光。

“這是我今年吃的第三口豬肉。”她笑著說，笑中帶淚。

那一刻，我口袋里的糧票像一塊燒紅的炭，燙著我的心。

行程最后一天，參觀金日成廣場。巨大的銅像下，朝鮮民眾排隊獻花，表情莊嚴。我站在人群中，突然感到一陣眩暈——這里多像八十年代的天安門廣場，多像我父親珍藏的老照片里的中國。

離開前，李英愛在車站送我。她恢復了職業笑容，仿佛那晚的崩潰從未發生。

“林小姐，祝您一路平安。”

“英愛，”我握住她冰涼的手，迅速塞進一個東西——那張1993年的北京糧票，“留個紀念。”

她看了看，眼神復雜：“中國已經不用這個了吧？”

“不用了，”我搖頭，“但我們不能忘記。”

火車開動了，她的身影越來越小，最終消失在站臺上。我靠在車窗邊，打開日記本，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回到丹東，我去了父親墓前，把那枚朝鮮旅行紀念章放在墓碑上。

“爸，我去了平壤，”我輕聲說，“我看到了您信仰過的世界。那里的人還在為最基本的東西掙扎，就像您年輕時一樣。我把您的糧票留在那里了，希望您不會怪我。”

糧票已經作古，但饑餓以各種形式存在。而人類最動人的故事，永遠是關于如何帶著尊嚴，走過一個又一個冬天，并堅信春天值得等待——不是為了某個宏大的諾言，而是為了一片冷掉的豬肉，在一個寒冷的夜晚，能夠心安理得地吃進自己嘴里，不必感謝誰，不必愧疚，只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最基本、最應得的權利。

這是父親那代人夢寐以求的明天。而我們，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