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在北京慶王府的總參辦公室里,一封辭職信讓機關里的人都議論紛紛,張愛萍當時擔任副總參謀長,剛上任不久就把這封信直接交給新任總長羅瑞卿,羅瑞卿才接任三天,看到信后立刻生氣,當面問張愛萍是不是不歡迎自己,張愛萍看到信后,馬上回復說和你沒關系,別多想!
1954年總參擴編之后,副總長共有十一人,張愛萍是其中唯一一個從不遲到早退的干部,其他的人要么在開會時打瞌睡,要么干脆不來參加,他不是不懂那些規矩,只是做事太過認真,別人應付差事,他卻要把每件事的來龍去脈都搞清楚,結果越是認真就越受排擠,越是想做事情就越被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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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粟裕被批評為教條主義,接著一九五九年黃克誠因為彭德懷的事情也被撤職,總參謀長兩年內換了兩個人,張愛萍夾在中間,兩邊都沒討到好處,他曾經支持過彭德懷反對浮夸風,后來又被要求寫檢討,還得接手人事清洗之后留下的爛攤子,他不是怕承擔責任,而是對這種政治游戲感到厭煩,本來應該抓訓練、管裝備、準備打仗,結果天天開會、寫報告、站隊表態。
他的辭職并非一時沖動,早在1957年他就提出過這個想法,只是當時被壓下來了,這次他下定了決心,連招呼也不打,直接遞交了辭呈,他知道羅瑞卿剛剛上任,壓力很大,但他更清楚再這樣下去,自己早晚會被體制消磨掉銳氣,他不怕得罪別人,只怕失去軍人的本色,他想要的是實實在在地帶兵打仗,不是坐在辦公室里做個樣子。
羅瑞卿當時確實生氣,后來冷靜下來也明白,張愛萍不是針對他個人,這個人太實在、太較真,放在機關里就顯得很特別,但問題不在張愛萍身上,而在于整個系統,總參那個環境容不下只想做事、不想站隊的人,所以張愛萍的離開,并不是他個人的失敗,而是體制對技術官僚的一次無聲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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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張愛萍這樣的人在那個年代有很多,他們有本領有想法也有血性,可是體制往往最害怕這種人,你做事太認真別人就覺得礙事,你做人太干凈別人認為你不懂規矩,后來張愛萍去了東海艦隊又研究導彈做出成績,但總參那邊還是老樣子每天準時上班開會不斷卻沒人真正關心實戰。
他離開時沒有哭鬧,也沒有說大話,只是在收拾東西那天,默默看了看辦公桌上的日歷——上面排滿了會議安排,他笑了笑,轉身走了,這不是逃避,而是選擇,他選了一條難走的路,但至少這條路是他自己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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