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藏品為何現身拍賣市場？是否監守自盜，請南京博物院回答

近日，澎湃新聞報道稱，中國近現代收藏家龐萊臣后人捐給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突然在今年北京的一場藝術拍賣中亮相，估價達8800萬元。此前，龐萊臣曾孫女龐叔令已將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此事引發網友關注和質疑。

12月17日晚，南京博物院就此事發布情況說明。稱2024年11月以來，南京博物院兩次收到法院關于龐叔令女士“贈與合同糾紛”的起訴材料，對此，院方高度重視，迅速開展調查核實。

一幅估價高達8800萬元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近日在北京拍賣市場赫然亮相，這幅畫的特殊之處在于，它原本是六十余年前著名收藏家龐萊臣后人捐給南京博物院的137件珍貴畫作之一。當捐贈者后人將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質疑捐贈品為何流入市場，公眾的疑問也隨之而起，博物館的藏品何以成為拍賣標的？這究竟是合法的藏品處置，還是應當被嚴肅追查的“監守自盜”？

1959年，龐增和先生代表龐氏家族將137幅家藏書畫捐贈給南京博物院，這批文物中不乏珍品，成為南博的重要收藏。然而六十余年后，其中五幅畫作突然“消失”于館藏記錄，其中一幅更是在拍賣市場以天價出現，捐贈者曾孫女龐叔令女士的訴訟，揭開了這起陳年舊事的序幕。

南京博物院在回應中稱，這五幅畫作分別于1961年和1964年經兩批專家鑒定為“偽作”“假畫”，并于上世紀90年代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進行了處置，然而，這一簡略說明留下了諸多未解之謎，處置的具體方式是什么？是銷毀、轉讓還是其他處理？為何處置過程缺乏完整記錄？最關鍵的疑問是，如果當年確實處置了這批“偽作”，為何其中一幅會出現在今天的拍賣市場，并被標以近億元估價？

南京博物院的聲明試圖解釋畫作流轉的合理性，但在幾個關鍵環節上難以令人信服。一是鑒定程序是否科學嚴謹？ 上世紀60年代的兩次鑒定，其專家組成、鑒定標準、記錄保存是否完整可查？在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下，是否存在將真跡誤判為偽作的可能？據澎湃新聞報道，龐氏家族捐贈中的其他作品已成為相關機構的“鎮館之寶”，同一批捐贈中出現多幅“偽作”的可能性需要更充分的證據支持。

二是處置過程是否符合規范？ 即使確為偽作，博物館對藏品的處置也應有嚴格程序。《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規定處置需經嚴格審批并記錄在案。南京博物院聲稱“進行了處置”，但具體方式、時間、接收方等關鍵信息一概缺失。這種模糊表述難以消除公眾疑慮。

三是為何出現“真偽逆轉”？ 拍賣市場對這幅《江南春》圖卷估價8800萬元，雖不代表其一定為真跡，但至少表明市場對其有極高認可。如果當年被鑒定為“偽作”的畫作，如今被專家和市場普遍認可為真跡或高仿精品，那么當年的鑒定結論就值得重新審視。

四是監管鏈條是否存在漏洞？ 從博物館館藏到拍賣市場，文物需要經過多個環節。如果是合法處置，應有完整的流轉記錄；如果是非法流出，則暴露了博物館內部管理的嚴重問題。無論哪種情況，都需要徹底清查并公之于眾。

這起事件不應被視為孤例，近年來，國內多家博物館曾曝出藏品管理問題，包括登記不完整、保存條件不達標、甚至監守自盜等案件，這反映出我國部分文博機構在管理上仍存在諸多薄弱環節：

其一，捐贈文物管理機制不完善，許多早年捐贈的文物因歷史原因記錄不全，鑒定標準不一，為后續管理埋下隱患。博物館對捐贈品的接收、鑒定、登記、保管缺乏統一規范和透明流程。

其二，藏品處置缺乏透明度，博物館對“非珍貴文物”或“偽作”的處置往往內部進行，缺少公開監督，容易滋生灰色操作空間。

其三，內部監督機制形同虛設，一些博物館的藏品管理、鑒定、處置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缺乏有效制衡，為違規操作提供了可能。

其四，法律責任界定模糊，當捐贈文物因博物館管理不當而受損或流失時，捐贈者及其后人維權困難重重，博物館往往以“年代久遠”“記錄缺失”等理由推諉。

南京博物院作為國內最重要的博物館之一，承載的不僅是珍貴文物，更是公眾對文化遺產守護者的信任，面對此次事件，幾句簡單的情況說明遠遠不夠。公眾需要的是完整的真相披露，南京博物院應主動公開五幅爭議畫作的詳細鑒定報告、處置決定文件、流轉記錄等全部相關資料，接受社會監督。

鑒于事件涉及專業鑒定和博物館管理，應由文物主管部門牽頭，邀請權威專家組成獨立調查組，對事件進行全面調查，并以此為契機，全國文博系統應對早年的捐贈品進行一次全面清查，完善捐贈品管理制度，確保所有館藏文物來源清晰、去向可查。如果調查發現存在違規違法處置文物的情況，無論涉及何人、時隔多久，都應依法追究責任，維護文物管理法規的嚴肅性。

捐贈者龐氏家族將家族珍藏捐給國家，體現的是對公共文化機構的無比信任，這份信任不應被辜負，更不能被褻瀆。文物屬于國家，屬于民族，屬于每一個中國人，博物館作為守護者，其首要職責是保護好這份共同的文化遺產，而不是讓它在迷霧中“消失”，更不應讓它成為個別人牟取私利的工具。

南京博物院需要在法庭上回答龐叔令女士的質問，更需要在公眾面前回答全社會的質問，那些捐贈的畫作究竟去了哪里？博物院的圍墻之內，究竟有沒有一道足以守護文化遺產的底線？這個問題，不僅關乎一幅古畫的命運，更關乎所有公共文化機構的公信力與存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