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澳恐襲背后的“伊斯蘭國”黑影：“貼牌”模式與巴以沖突“動員力”

當地時間2025年12月17日，澳大利亞悉尼，警察在邦迪海灘槍擊案現場移除警戒線。視覺中國 圖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曾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控制大片領土和數百萬人口。但自從2019年被地區國家聯手擊敗后，該組織已不再實際控制兩國境內的任何領土，曾經策劃嚴密的恐怖襲擊也顯著減少。

然而，上周末的發生兩起襲擊事件再次打破了人們的樂觀情緒。發生在12月14日晚的悉尼邦迪灘槍擊事件已造成15名平民死亡，數十人受傷。據新華社報道，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16日表示，制造槍擊事件的一對父子可能受到“伊斯蘭國”意識形態驅動。

澳當局正在調查，兩名嫌疑槍手上個月訪問菲律賓南部是否與這起大規模槍擊事件有關。澳大利亞和菲律賓當局16日證實，兩名襲擊者曾于11月前往菲律賓棉蘭老島逗留長達4周，但菲律賓方面否認他們在那里接受了“軍事訓練”。棉蘭老島是菲律賓南部一個穆斯林占多數的自治地區，效忠“伊斯蘭國”的恐怖組織“阿布沙耶夫”長期盤踞在該島嶼，但近年來勢力已被大幅削弱。

就在邦迪灘槍擊事件發生前夕，當地時間13日，“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在敘利亞中部的帕爾米拉市發動了一起針對美國人的襲擊，造成兩名美軍士兵和1名美國翻譯喪生。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發誓將進行“非常嚴厲的報復”。

“伊斯蘭國”在2014年至2017年控制著大片地區，鼎盛時期擁有多達8萬名武裝分子，其中包括來自約120個國家的4.2萬余名外國戰斗人員。雖然該組織在2019年遭受重創，失去了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所有控制區，但仍有部分殘余成員活躍在這兩個國家的沙漠地區。

同時，“伊斯蘭國”近期的活動也表明，該組織仍在全球范圍內煽動暴力活動。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丁隆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盡管“伊斯蘭國”的組織化水平已經大幅降低，但該組織的意識形態吸引力仍然很強。這種意識形態一旦與國際和地區事件相結合，可能會驅動一些人出現自我激進化的問題，這一趨勢已給反恐問題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存在死灰復燃的可能性

據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SOHR）報告，13日在帕爾米拉襲擊美國人的是敘利亞安全部隊成員。敘利亞官員證實了這一說法，稱襲擊者正因“極端主義思想”接受調查。

此次襲擊再次凸顯了敘利亞目前在反恐問題上面臨的嚴重威脅。今年6月，“伊斯蘭國”對大馬士革的一座希臘東正教教堂發動自殺式爆炸襲擊，造成25人死亡。該組織此后又發動了20多起針對軍事檢查站和政府車輛的襲擊。

自阿薩德政權去年12月被推翻后，新上臺的沙拉政府正面臨來自“伊斯蘭國”死灰復燃的嚴峻挑戰。《華爾街日報》在10月的調查報道中指出，在曾經是“伊斯蘭國”大本營的敘利亞東部地區，相當數量的“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仍在活動，許多人據信藏匿在當地平民中，以小型潛伏小組的形式襲擊安全部隊成員，并且通過對當地民眾實施威脅和勒索來擴大影響力。

“伊斯蘭國”正將沙拉政權作為該組織滲透和攻擊的目標。沙拉在敘利亞內戰期間領導的反政府武裝“沙姆解放組織”的前身“努斯拉陣線”曾是“基地”組織在敘利亞的分支，該組織的相當一部分成員持強硬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每日電訊報》分析指出，在沙拉奪取敘利亞政權后，部分極端派成員對沙拉向美國靠攏的做法表示不滿，并將他視為“背叛者”。

丁隆指出，敘利亞和伊拉克目前仍然是“伊斯蘭國”的一個大本營。“特別是在敘利亞，由于目前沙拉政權的控制力還是有限，很多地方并不受到沙拉政權實際控制。”而且，“伊斯蘭國”從來沒有消失，“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某些地區，由于中央政府管理不到位，‘伊斯蘭國’實際上還有組織和人員的存在，不僅為‘伊斯蘭國’提供了活動的空間，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武裝割據情況。”

除此之外，敘利亞東部地區還面臨一個嚴峻威脅。在東北部“敘利亞民主力量”的控制區內，仍有多個關押“伊斯蘭國”武裝分子及其家屬的龐大營地。據多家美國媒體報道，由于家屬營地管理不善、生活條件惡劣且缺乏必要的教育，營地內包括兒童在內的許多人已經受到了“伊斯蘭國”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甚至被招募并越獄，整個營地已經成為“定時炸彈”。

據《紐約時報》報道，敘利亞東北部的家屬拘留營中仍關押了至少2.7萬名“伊斯蘭國”恐怖分子的家屬，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營地管理人員稱，營地近60%的人口未滿18歲，已經成為新一代“伊斯蘭國幼崽”的滋生地，這些兒童完全被父母的極端主義世界觀所洗腦。外界擔憂，若這些受到極端主義思想影響的人最終被釋放，將導致“伊斯蘭國”在該地區卷土重來。此外，約有8000名“伊斯蘭國”成員被關押在附近的監獄內。

全球：“去中心化”后的意識形態擴張

除了“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主體部分存在死灰復燃的可能性外，其在全球范圍內仍然擁有多個重要的分支組織，其中就包括活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內的“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KP），以及活躍在菲律賓南部地區的“伊斯蘭國東亞省”（IS-EAP）。前者去年3月在莫斯科的一場音樂會上發動恐怖襲擊，造成144人死亡，500余人受傷。后者即是長期盤踞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的“阿布沙耶夫”組織，該組織自2014年起宣布效忠“伊斯蘭國”。

丁隆指出，“伊斯蘭國”在海外的網絡類似于一種“貼牌”模式。“經過多年的反恐斗爭，‘伊斯蘭國’目前的全球領導網絡已經被打散，該組織目前處于一種‘去中心化’的狀態，各分支組織之間相對獨立。一方面，他們的行動是獨立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在意識形態上高度認同‘伊斯蘭國’的那一套極端主義理論、思想和意識形態。”

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將“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定義為“一種獨特的強硬派暴力圣戰薩拉菲主義——該組織及其支持者愿意在武裝斗爭中使用暴力，以建立他們眼中的所謂‘理想伊斯蘭社會’”。“‘伊斯蘭國’代表一種激進的、暴力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激進分子具有比較強的吸引力。”丁隆對此說道。

不僅如此，“伊斯蘭國”正利用以色列在加沙戰爭引發的憤怒情緒招募新成員。匿名阿拉伯國家安全官員向《華盛頓郵報》表示，在加沙戰爭期間，“伊斯蘭國”的網絡活動有所增加。“他們正在利用穆斯林的憤怒情緒，并利用有關穆斯林婦女兒童被殺害或據稱被餓死的報道來招募成員。”

丁隆強調，巴以沖突始終是伊斯蘭激進主義的一個重要驅動力。無論是“基地”組織，還是“伊斯蘭國”等眾多恐怖組織，他們在招募成員，驅動組織暴恐行動的時候，巴勒斯坦問題、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幸，實際上都是一個重要的動員工具。“巴以沖突一日不解決，恐怖主義、暴恐行動就不可能消失。”

自我激進化的“獨狼”襲擊成新趨勢

最新的趨勢似乎表明，襲擊者往往是與“伊斯蘭國”組織沒有直接關聯、自我激進化的“獨狼”襲擊者。

在悉尼邦迪灘發生的槍擊事件中，澳大利亞警方發現了襲擊者攜帶的“伊斯蘭國”標志。然而，澳當局暫未發現該組織直接對襲擊者進行招募或指揮的跡象。阿爾巴尼斯曾在15日表示，沒有證據表明槍手是“某個組織的成員”。

據澳大利亞媒體報道，襲擊者納維德·阿克拉姆曾在2019年受到澳大利亞安全官員的審查，結論是“沒有跡象表明他有任何持續的暴力威脅”。報道指出，納維德·阿克拉姆曾與自封“伊斯蘭國”在澳大利亞的指揮官伊薩克·馬塔里存在聯系。馬塔里因策劃恐怖襲擊被判處7年監禁。

近年來，“獨狼”恐怖襲擊已多次發生。今年1月，一名據稱受伊斯蘭國“啟發”的襲擊者駕駛卡車沖撞美國新奧爾良波旁街的新年夜人群，造成14人死亡、數十人受傷。美國官員稱，嫌疑人沙姆斯丁·賈巴爾是一名42歲的美國陸軍退伍軍人，曾在社交媒體上宣稱效忠“伊斯蘭國”，并在車內留下了一面“伊斯蘭國”旗幟。今年10月，35歲的英籍敘利亞裔男子在曼徹斯特猶太教堂門口沖撞行人并刺傷一名保安；2024年8月，一名在德國尋求庇護的敘利亞男子在索林根市持刀行兇，造成3人死亡，上述兩名襲擊者都宣稱效忠“伊斯蘭國”。

丁隆指出，“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在和特定的國際事件或地區局勢結合后，能夠驅動一些人進行自我激進化。這種情況目前并不少見，在美國、法國、俄羅斯等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案例。

此外，地緣政治風險咨詢公司Horizo??n Engage的專家邁克爾·奈茨向《每日電訊報》指出，“獨狼式”襲擊者的個人心理缺陷往往是引發襲擊的真正導火索。“就持刀傷人或開車撞人這類案件而言，作案者的個人生活往往糟糕透頂，最終導致他們精神崩潰。他們需要為暴力行為尋找借口，‘以圣戰之名’則能幫助他們為暴力行為賦予某種意義。”

“這種個人化、分散化的襲擊，實際上對反恐工作帶來了更嚴峻的挑戰。”丁隆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