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奕軒宸：在美目睹“后柯克時代”的政治疲勞

來源：環球時報

一場發生在美國的槍擊案震動該國。今年9月10日，保守派非營利性組織“美國轉折點”的聯合創始人查理·柯克在猶他州一場公開活動中遭槍擊身亡。

我所在的幾個美國研究選舉與政治傳播的討論群組里隨即展開了激烈討論。一方面，美國學者們對政治暴力本身產生了巨大擔憂；另一方面，職業慣性促使我們展開了對該事件短期內可能對美國社會產生的“同情動員”的分析。我在美國保守派占主導的學術會議和政策討論場合，都曾與“美國轉折點”組織相關的人士展開過討論，在他們看來，查理·柯克代表了美國選舉中“年輕選民與校園渠道”的重要性，同時，類似的意見領袖具有把線上情緒轉化為線下投票的組織動員能力。

查理·柯克案進入司法程序后，嫌疑人泰勒·魯濱遜被指控嚴重謀殺和非法開槍等多項罪名，檢方明確表示將尋求死刑判決。作為該事件的核心焦點，政治暴力引起了美國兩黨的共同譴責。然而，在譴責政治暴力的共識之下，美國政治仍在“共同語言”與“身份對立”之間反復拉扯。美國眾議院以310票贊成、5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對紀念柯克議案的表決，但仍有60名民主黨議員選擇“出席但棄權”或“不投票”。這一現象清晰表明，即便面對暴力事件，華盛頓在“誰是受害者、誰代表正當性”的判斷上，仍帶有強烈的黨派色彩。

另一邊，圍繞柯克遇刺事件，保守派陣營迅速構建起強烈的“殉道動員敘事”。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悼念場合稱其為“美國自由的烈士”，“美國轉折點”也迅速完成組織交接，并明確表態將延續原有政治路線。在我所研究的美國競選政治領域，學者們普遍認為，真正決定權力歸屬的并非輿論聲量與募款數額，而是能否將短期情緒轉化為跨陣營的“選票增量”。在11月4日舉行的弗吉尼亞州州長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阿比蓋爾·斯潘伯格以約14個百分點的優勢，戰勝共和黨候選人溫索姆·厄爾-西爾斯；同日進行的新澤西州州長選舉，民主黨候選人米基·謝里爾也以56.3%對43.1%的優勢戰勝共和黨候選人杰克·恰塔雷利。這兩個州并非傳統意義上“鐵板一塊”的藍州（即民主黨主政州），這意味著，柯克遇刺的悲劇或許并未為保守派帶來“增量選民”，反而進一步放大了選民對穩定治理與可預期政策的偏好。

上述選舉前我和美國競選財務學會與競選數據領域的專家保持了溝通，預想中的高投票率并未出現，而動員邊際收益下降的特征卻十分明顯。我們常用一句話概括這種情況：“turnout（投票率）不是問題，persuasion（說服力）才是問題。”也就是說，美國民眾正在產生一種對政治對抗的厭倦，可以描述為“政治疲勞”。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政治現象？核心原因不僅在于美國正在經歷的政治極化，美國民眾看待政治的深刻心理結構變化同樣重要。過去幾年，我一直在進行美國競選戰略與競選財務及動員方式的一線研究。工作方式包括旁聽培訓、訪談從業者、對公開競選數據進行分析與觀察。一個很強的現場感是：在美國基層競選里，很多工作并非人們想象中的宏大，而是十分單調的，比如建名單、敲門入戶進行宣傳以及用反復打磨的話術圍繞生活成本等議題與選民進行接觸。柯克遇刺事件將“政治暴力”從抽象風險轉化為具象的現實，反而激發了大量中間選民的防御心理，使得他們更傾向于將選票投給能提供秩序感與可預期治理的候選人。同時，美國的生活成本、住房保障、醫療資源與社會治安等民生議題對民眾的影響正在加大。

當前，美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后柯克時代”的政治疲勞。查理·柯克遇刺事件反映出的現實是，美國社會對極端動員的邊際收益正在持續下降，人們普遍希望更為溫和的政治環境。這一趨勢或許也將對美國即將到來的重要政治議程——2026年中期選舉產生重要影響。美國民眾所反映出的情感傾向很容易理解。任何一方若將政治競爭推向“你死我活”的極端境地，最終可能未必擊敗政治對手，反而失去那些只想過安穩生活的中間選民。（作者是美國競選學研究所國際政治競選管理中心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