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記本與生活新知

（來源：光明日報）

轉自：光明日報

曾國藩《緜緜穆穆之室日記》書影 作者供圖

徐志摩日記 作者供圖

民國八年學校日記目錄 作者供圖

記日記作為人們記錄生活、修身自省的行為，歷史源遠流長。作為其物質載體，日記本的形制也歷經變遷。在近代，日記本這一看似私密的記錄介質，其形態與功能均悄然發生了變化——從傳統士人修身養性的“考德簿”，逐漸演變為承載新知與生活常識的“百科手冊”。這一轉變，不僅反映出印刷技術與商業出版的進步，更承載著近代國人接納新知、塑造自我的歷程。

理學家修身的日記本

帶有預定格式的日記本，出現在南宋中后期，與宋明理學的興起密不可分。朱熹門人黃榦所創《日記式》，每日十六行，分設“歲次”“天運”“所寓”“讀書起止”“出入動作”“善言善行”“賓友”七欄。曾國藩咸豐元年（1851）的日記，每日列有“讀書”“靜坐”“屬文”“作字”“辦公”“課子”“對客”“回信”八欄，亦寫于預印的版格之中，從中可窺傳統日記本的形制。這類日記本的作用在于記錄每日言行與讀書所獲，以資學者修身，所謂“工夫只在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語出清人陸隴其《示大兒定徴》）。在借“溫故”達到“知新”的過程中，個人的修養與學識雙雙得到陶冶，從中亦可見日記本這一載體與知識的勾連。

理學家創制的日記本，在宋明以來的書院教育中得到較廣泛的應用，記日記成了學子日課的重要環節。時至晚清，新式教育開始流行，但帶有預定格式的日記本仍留存下來。如甘鵬云1893年所記《菱湖日記》，即將自己的日課條例定為“讀書”“省身”“執事”“接人”“時務”五科，其中“時務”一科的出現，反映出延續自理學修身品位的日記本，開始具有了接引近代新知的一面。

近代制式日記本

19世紀末，一種更具近代色彩的制式日記本開始在市場上出現。這類日記本采用西式裝幀，與晚清的印刷出版革命同頻共振。就形式而言，除保留了傳統書院日記制式的部分條目外，還于每頁留白處印有簡要的常識性知識與生活信息。這類日記本的販售信息往往和新刊新書放在報刊同一欄目中加以介紹，可見在時人的意識中，它們也是承載信息、傳遞知識的出版品。

這類日記本的出現，應是受到日本的啟發和影響。明治、大正年間，博文館、金港堂等日本大型出版機構先后推出《當用日記》《懷中日記》《學生日記》《家庭日記》等種類日記本，行銷一時，博文館還曾面向朝鮮等地推出過更為在地化的《當用日記》版本。這類日記本每日分欄記錄行事，后附月歷、法令、郵政等實用信息，儼然是一部個人生活與國民常識的百科手冊。

晚清留日學生是這類日記本的一大使用群體。黃尊三留學期間，每年伊始均會購入。他在1907年元旦記下：“八點鐘起，至書鋪買標準日記一冊，又名明治日記，日記簿之上下空白，載英日文偉人格言，頗益于個人修養，擬每日課余，譯記一二，以為修養之助。”1911年元旦，他于早膳后“至外買加藤咄堂所編修養日記一冊”，認為“日記重要部分，分外的生活，內的生活，讀書，社會雜事各種，余擬仿而記之”。

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類日記本開始被引入中國，商務印書館則是最重要的推動者。商務印書館1904年販售的《袖珍日記》，其中“備載日辰、節氣、萬壽、忌辰、西歷禮拜日期、各國君后生日、海關銀行假日”，還有“朋友姓名錄、往來書信表、電報郵政章程價目”，可見日記本已成為民眾取得生活資訊的重要來源（《光緒三十三年丁未袖珍日記》，《申報》1906年12月26日）。稍后推出的《光緒戊申學堂日記》，更將日記本傳遞新知的色彩展現得淋漓盡致（《上海商務印書館最新出版》，《申報》1908年1月12日）：

是書備學堂諸君練習記錄文體，及研究普通學術之用。除日記用紙以外，搜緝普通各科中最切要之表式凡一百余種，既便檢查，又可以窺各學科之門徑。其中如倫理、歷史、地理及動植物、礦物、生理各科等表，皆為最新最備最便利者。又如歷法、推算各表，及算學、物理學，諸公或苦心采集，或自出心裁，皆各書中所未經刊行之新著作，與抄錄舊籍者迥異……更于日記用紙上附錄名人詩句，尤有興趣。

其后，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日記本不斷更新。如其1919年販售的《學校日記》，不僅附有“節氣星期表”“陰陽歷參照表”“五千年間星期檢查表”等節令信息，還有“選派留學外國學生規程”“試驗成績表”“書籍目錄”等與學校生活息息相關的內容，更附帶“郵政寄費表”“衛生法”“育兒法”等日常小百科，“急救法”中還詳細列舉了諸如“電傷”、“火患”、煤氣中毒等各類意外的解決辦法。可以說，到了民國時期，這類日記本作為“百科手冊”的一面更加凸顯了。

這類新式日記本涌入市場，迅速獲得士人學子的青睞。胡適1906年3月18日的日記，便有“至棋盤街購書（《自治日記》及《華英學生會話》）”的記錄。其《澄衷日記》的編者指出，“當時他用的是書店出售的一種專用日記本”，“這種日記本每日一頁，每頁有‘記學’‘記事’欄目，大小皆固定，超出欄目的文字，只能寫在卷末的‘補遺’里”。徐志摩1911年2月19日的日記中，也有“夜間到清和坊商務印書館購《學堂日記》并雜記簿各一”的記錄。

讀書人的案頭百科

商務印書館銷售的各類日記本風靡一時，成為許多讀書人的案頭必備。現存嚴復日記便是用商務印書館印制的袖珍本子寫成，“每冊橫寬七厘米，縱高約十四厘米。每面居中印有橫線一條，把上下欄分為兩日”。汪榮寶亦使用了商務印書館的《學堂日記》和《官商通用日記》，這是“在當時很時髦的三十二開精裝日記本。除每頁標有陰陽歷月、日、星期外，還附有課程、名言、交際、通信等欄目”。顧頡剛1913年的《梨云日記》，使用的也是商務印書館的《自由日記》，趙元任亦曾用過商務印書館的《袖珍日記》。

日記本每頁紙上附錄的名人詩句、格言，更成為學子學習新知、修身養性的資源。黃尊三尤愛抄譯這些日記本頁面留白處的西人格言，如“人生進步，非一躍而成功，吾人當滿足一步一步之暫進”（1907年2月15日）；“建筑高者，其基礎不可不深。業不勤則不精”（1907年4月23日），等等。在他看來，這些格言不僅“補益于我之身心實多矣”（1908年2月1日），亦可作為英、日文學習之一助。惲代英十分看重格言的作用，認為格言“足以淘淑身心，乃不可誣之事”（《編輯室談話》，《光華學報》1917年第3期），他堅持每日在“日記上格仍記格言”（1918年5月2日），遺漏之日還會專辟時間補錄（5月28日）。這一年惲代英于日記上方留白處共搜錄“奇特而自以為恰當”之格言共計幾十條。他把這些格言當作座右銘，借之陶冶品性。瞿宣穎則在1917年3月29日的日記中反思道：“偶閱此日記上端所錄格言，不必看其姓名，但流目一覽，已可辨其為諸子，為宋明語錄，為西哲學說。此非天然有此界別也，文字之風尚為之耳。”日記本所錄格言，同樣為他學習中西文學提供了靈感。

日記本不僅滿足民眾收獲新知或生活資訊的需求，還成為使用者搜集知識、加以記錄的重要載體，更成為將知識化為生活實踐的見證。惲代英便對近代衛生學知識尤為關注。他特于“日記中辟一欄，名為家庭醫學，錄望、聞、問、切之法”，兼錄一些日用藥理常識（1917年2月9日）。之后數日，他連續在日記中抄錄衛生保健知識，或涉及寢室清潔，如“就衛生言之，凡粗重占面積甚大之物，必須能自由移動，以便清理”，并建議每日可早起一二時，專為清理之事（2月21日）；或關乎日常養護，建議沐浴不用肥皂，“以手摩擦去垢，是沐浴時得兼享按摩之益”，且可避免肥皂中雜質損害皮膚。由此，惲代英形成一套自己的養生保健法。如他提倡冷水浴，稱它有益健身，“熱水浴為去體內外之垢也。為溫水浴，去垢則不能及于體內，健身則不若冷水浴”（3月2日）。他對八段錦亦頗青睞，其為互助社制訂的組織辦法中，首要事項即為每日練習八段錦，“每星期八點至十點，必到場學習。每日清晨必自己練習，在校各生練習時合同行之”，以此革新社員惰氣（1916年11月27日）。他還在日記中多次記錄練習八段錦的過程，以作為自我督促與修身之用。

近代日記本經歷了從理學家“敬怠善惡”的記錄簿，到士人學子案頭“生活百科”的變遷過程。誠如商務印書館的廣告所言，近代日記本“搜輯普通各科學中最切用”之內容（《申報》1910年12月22日），既延續了傳統士人的修身理想，又融入了塑造近代國民的追求，在方寸格欄之間，見證了時代的新舊交織。

（作者：苗祎琦，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