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3歲的我參軍分到倉庫，2年后上級派我護送27噸炮彈

1970年12月的一份后勤部人事通報里，出現了一項“特例”：批準一名年僅十三歲的少年參加軍械兵序列培訓。文件很短，卻在杭州城外的小花塢彈藥庫激起不小波瀾，因為那是整個華東戰區當年最年輕的新兵。

入倉的時間定在1971年正月初七。那天清晨，霧氣鎖住了武林門外的公路，卡車駛過龍居塢后折入一條土路，盡頭是一片香樟林。樹影濃得發黑，木柵欄門上掛著“謝絕參觀，禁止照相”八個紅字。林后，就是編號為“3301”的軍械倉庫。外界不知情，內部卻清楚：這里囤放著二戰后期蘇制和自研混編的各型彈藥，穩定性復雜，對管理要求極高。

少年名叫李泉（化名），籍貫安徽。官方檔案寫著“身體結實，思維敏捷”，但身高只有一米六六，體重還沒過百斤。倉庫主任賈昭光看見他時，只說了一句：“娃娃，先學會不怕炸藥味。”隨后，訓練從最基礎的彈藥識別做起。

有意思的是，當時的彈種區分靠彈尖色環，老兵大多憑目測。賈昭光卻把黑布條蒙在眼上，徒手摸出“鋼芯彈、穿甲彈、曳光彈”各一枚，讓學兵們依次傳看。原來，彈尖弧度細微差別足以觸感分辨。摸完后，他抬手摘下布條，不緊不慢地補一句：“記住手感，比記顏色保險。”這種幾近偏執的嚴謹，為后來避免事故埋下伏筆。

訓練之外，槍法是李泉的第二課。倉庫射擊坪不過二十五米，風向復雜，竹林遮光。賈昭光常把一節毛竹掰空，用泥巴涂出小圓圈掛在枝頭，然后端起五四手槍八連發，彈孔全部落在圓心。邊上新兵起哄，他卻不惱：“呼吸勻，扳機輕，站得穩。”三句口訣，李泉默背千遍。半年后，他在比武中取得八十三環的成績，但和老主任那九十八環的紀錄仍差一截。

少年勁頭足，體力卻拖后腿。彈藥庫裝卸以肩扛為主，一箱木柄手榴彈二十八公斤。第一次搬運，李泉不到十箱就汗如雨下。副班長笑他“紙糊的”，李泉暗地里加練單雙杠、負重蹲，夜里常被哨兵看見借著探照燈影子做深蹲。兩年下來，個子竄到一米七八，臂圍粗了一圈。

1973年5月，華東沿海戰備等級提升，倉庫接到搬遷到洞庫的命令。二十八輛卡車往返，日拉彈藥一百二十余噸，連續二十多天。搬運近尾聲時，裝備處忽然下達一紙調撥單：立即將二十七噸七六岸艦炮彈送至寧波軍港，由“3301”倉庫派員全程護送。領導層思考后，只留下一個名字——李泉。原因看似簡單：槍法好，身體優秀，最關鍵是年齡小，不易引起外界關注。

當晚，他在戰勤處領到通行證、持槍證及一支五六式沖鋒槍，隨后核對木箱封條。深夜列車出發，悶罐車僅留指寬縫隙，車內溫度逼近四十度。李泉脫到只剩褲頭，背靠彈藥箱守著槍。“別眨眼，別犯困。”這是賈昭光臨行前的叮囑。短短一句，卻勝過任何條文。

翌日傍晚，列車抵達寧波北站，軍分區參謀辦理交接。對方勸他住下休整，李泉堅持返杭。參謀笑而不答，只讓他“等電話”。第四天清晨，倉庫接線員轉來指示：“任務解除，原地休整。”李泉這才放松。原來，洞庫搬遷已經完工。安排這趟押運，一半是戰備需要，另一半是賈昭光刻意讓少年避開最消耗體力的最后階段。

年底總結，李泉獲嘉獎一枚。表面理由是“圓滿完成重大戰備任務”，不少戰士卻私下議論：主任這是給小兵放了個“帶薪假”。傳言真假難斷，但一件事坐實——那年杭州到寧波的兩百余公里鐵路線上，沒有出現任何彈藥運輸事故。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1970年代初的軍械管理正處過渡期：由分散野戰倉向半固定洞庫轉型，自動化、信息化幾乎為零，全憑人手與經驗。賈昭光這類“老三野”出身的技術骨干，就像螺絲釘卡在關鍵縫隙，支撐起龐大的后勤鏈條，而李泉則是被這條鏈條快速淬火的新兵。

1976年部隊精簡，李泉轉業回安徽，輾轉機械、電子企業，干過銑工、鉗工、機修工，最終坐到副總經理位置。同行常說他“手上準、心里穩”，而這些職業素質正是倉庫歲月里練出來的。

值得一提的是，賈昭光年僅四十時已滿頭白發，常年接觸炸藥粉塵和潮濕地下庫房，肝臟負擔極重。1983年，老主任病退，無人再見他蒙眼識彈的絕活，卻有年輕軍械員把那黑布條當作珍貴教材留在新倉庫。

這段看似普通的運彈經歷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新中國兵役制度在特定階段對年齡的彈性處理；二是冷兵器時代“藝匠精神”在現代軍械管理中的延續。十三歲的少年成為押送二十七噸炮彈的責任人，并非傳奇橋段，而是一套嚴格流程與個人技術共同作用的結果。李泉本人后來對同事提到那趟夜車，只說了一句：“悶罐里，最怕不是爆炸，是自己打盹。”這句話被車間師傅當作安全警示貼在墻上。

如果沒有那趟押運，少年或許會繼續在花塢的土坡上扛箱子；如果沒有賈昭光的“陰差陽錯”，他又可能和許多基層兵一樣，在最繁重的搬遷中透支關節。細節決定軌跡，命運就此拐了個彎。

在兵與械、人在制度之間的縫隙中，那兩年留下的不是浪漫，而是一種冷靜的紀律感——槍膛里空不空，封條完好否，呼吸勻不勻，扳機輕不輕——凡此種種，構成一代兵的底色。

或許，這正是1970年代中國軍械兵最真實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