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解放前，蔣介石急令處決一國民黨將領：對外不得公布實情

1987年冬天，上海市檔案館整理舊案卷時，一名老警察在角落里翻出一疊發黃的“絕密號外”。扉頁處寫著六個字：“銀牛就地正法”。他隨手一翻，落款卻是1949年5月21日，批示人蔣中正，并加了兩行手令——“即刻槍決”“不得吐露真因”。老人猛地想起自己當年在南京路執勤時聽見的那陣槍響，也想起現場那位滿臉鮮血仍高喊“毛澤東萬歲”的壯年軍官。三十八年過去，紙頁褪色，那串槍聲的來龍去脈卻第一次完整顯影。

回到1949年4月下旬。南京城頭的青天白日旗剛剛被解放軍扯下，蔣介石灰頭土臉地把臨時指揮部搬到上海寶山路口的“永興號”軍艦上。他自欺欺人地說要“用江海封鎖線拖住共軍”，但身邊的參謀看得清楚：第三野戰軍第九、第十兵團正以日行百里的速度逼近，外灘的防空洞里已經能聽見長江對岸的炮震。

張權，中將軍銜，河北武強人，黃埔系里罕見的炮兵專家，被湯恩伯請進上海警備司令部做“特別顧問”。紙面上的任務是“修訂城區火力網”，暗地里他卻在替上海地下黨統籌一次城區總起義。為了把蔣介石連人帶艦一鍋端，他頻繁穿梭于吳淞口、四行倉庫以及虹口兵營，每晚用自己的吉普車做掩護送情報。地下黨給這臺車起了個綽號“流動電臺”。

5月12日夜，郊外炮聲驟起。陳毅的九兵團先頭部隊已闖進嘉定，距離市區不足三十公里。張權連夜召集182師師長王挽危、132師師長李錫佑、209師師長方懋鍇，確定5月16日上午十點黃浦江兩岸同時打響。從表面看，他們照常參加湯恩伯主持的“誓師大會”，心里卻盤算著怎樣保證第一輪炮火直指“永興號”。

計劃本來順暢，卻因為一張叛徒的密報瞬間崩塌。132師少校情報科長張賢被上海警察局毛森灌了幾杯白蘭地，嘴巴就松了：“咱們司令部里有人要賣老蔣！”毛森大喜，立即戒嚴全城。5月15日，李錫佑在四川北路被捕；同日下午，張權在自家門前被數名便衣架走，只來得及對司機留下兩個字：“警惕”。

張權被押進老閘捕房。毛森親自提審：“名單交出來，留你一命。”張權反問：“上海為什么非要毀在你們手里？”毛森舉槍威脅，他卻冷笑：“士可殺、不可辱。”頭七天，審訊室里的燈從未熄過，審訊筆錄卻只留下張權一句話：“總負責，余人無涉。”

蔣介石得訊后震怒。5月17日，他批示：“張權頑固不化，立即就地處決。罪名寫成擾亂金融，以儆效尤。”一旁的侍衛提醒會不會激怒部隊，蔣介石擺手：“不準對外講真情，省得夜長夢多。”

5月21日下午六點，南京路、西藏路口忽然被荷槍實彈的軍警封死。囚車從老閘捕房沖出來，停在一間債券交易所門前。張權與李錫佑被綁著雙臂，背后各插一塊木牌，潦草寫著“銀牛”。圍觀市民一陣噓聲，“銀元販子竟敢穿將軍服”，有人低聲嘀咕，卻發現兩人神情沉穩，與其說是犯人，不如說是走上檢閱臺的軍官。

行刑官呵斥他們跪下。張權昂首立定，高聲道：“勝利屬于人民！毛主席萬歲！”子彈同時出膛。槍聲沒能蓋住那持續數秒的吶喊，路人一片嘩然。“銀牛”之說不攻自破，城里的流言風聲反倒更緊：蔣家王朝連自己人都下手，看來是撐不住了。

四天后，解放軍第27軍進入外白渡橋，上海宣告解放。地下黨根據俘虜供述趕到普善山腳，找到兩具草草掩埋的遺體。按照衣扣編號確認，其中一具就是張權。7月30日，上海市政府追認張權為革命烈士。悼辭寫道：“非我黨員，實我同志；非我編制，助我大業。”

1957年9月，供出起義計劃的張賢因反革命罪被槍決。執行命令的法警在判決書上多寫了一句：“此判交上海烈士陵園備案”。

蔣介石當年那一紙“不得公布實情”的手令，在歷史簿冊里躲了近四十年，終究沒能擋住塵埃落定。今天的上海烈士陵園，張權墓碑前常有人停步凝視。碑文寥寥，只有姓名、生卒和職銜；可在許多老兵眼里，那六個刻在石頭上的字，比金屬肩章要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