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冬天,上海市檔案館整理舊案卷時,一名老警察在角落里翻出一疊發黃的“絕密號外”。扉頁處寫著六個字:“銀牛就地正法”。他隨手一翻,落款卻是1949年5月21日,批示人蔣中正,并加了兩行手令——“即刻槍決”“不得吐露真因”。老人猛地想起自己當年在南京路執勤時聽見的那陣槍響,也想起現場那位滿臉鮮血仍高喊“毛澤東萬歲”的壯年軍官。三十八年過去,紙頁褪色,那串槍聲的來龍去脈卻第一次完整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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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49年4月下旬。南京城頭的青天白日旗剛剛被解放軍扯下,蔣介石灰頭土臉地把臨時指揮部搬到上海寶山路口的“永興號”軍艦上。他自欺欺人地說要“用江海封鎖線拖住共軍”,但身邊的參謀看得清楚:第三野戰軍第九、第十兵團正以日行百里的速度逼近,外灘的防空洞里已經能聽見長江對岸的炮震。
張權,中將軍銜,河北武強人,黃埔系里罕見的炮兵專家,被湯恩伯請進上海警備司令部做“特別顧問”。紙面上的任務是“修訂城區火力網”,暗地里他卻在替上海地下黨統籌一次城區總起義。為了把蔣介石連人帶艦一鍋端,他頻繁穿梭于吳淞口、四行倉庫以及虹口兵營,每晚用自己的吉普車做掩護送情報。地下黨給這臺車起了個綽號“流動電臺”。
5月12日夜,郊外炮聲驟起。陳毅的九兵團先頭部隊已闖進嘉定,距離市區不足三十公里。張權連夜召集182師師長王挽危、132師師長李錫佑、209師師長方懋鍇,確定5月16日上午十點黃浦江兩岸同時打響。從表面看,他們照常參加湯恩伯主持的“誓師大會”,心里卻盤算著怎樣保證第一輪炮火直指“永興號”。
計劃本來順暢,卻因為一張叛徒的密報瞬間崩塌。132師少校情報科長張賢被上海警察局毛森灌了幾杯白蘭地,嘴巴就松了:“咱們司令部里有人要賣老蔣!”毛森大喜,立即戒嚴全城。5月15日,李錫佑在四川北路被捕;同日下午,張權在自家門前被數名便衣架走,只來得及對司機留下兩個字:“警惕”。
張權被押進老閘捕房。毛森親自提審:“名單交出來,留你一命。”張權反問:“上海為什么非要毀在你們手里?”毛森舉槍威脅,他卻冷笑:“士可殺、不可辱。”頭七天,審訊室里的燈從未熄過,審訊筆錄卻只留下張權一句話:“總負責,余人無涉。”
蔣介石得訊后震怒。5月17日,他批示:“張權頑固不化,立即就地處決。罪名寫成擾亂金融,以儆效尤。”一旁的侍衛提醒會不會激怒部隊,蔣介石擺手:“不準對外講真情,省得夜長夢多。”
5月21日下午六點,南京路、西藏路口忽然被荷槍實彈的軍警封死。囚車從老閘捕房沖出來,停在一間債券交易所門前。張權與李錫佑被綁著雙臂,背后各插一塊木牌,潦草寫著“銀牛”。圍觀市民一陣噓聲,“銀元販子竟敢穿將軍服”,有人低聲嘀咕,卻發現兩人神情沉穩,與其說是犯人,不如說是走上檢閱臺的軍官。
行刑官呵斥他們跪下。張權昂首立定,高聲道:“勝利屬于人民!毛主席萬歲!”子彈同時出膛。槍聲沒能蓋住那持續數秒的吶喊,路人一片嘩然。“銀牛”之說不攻自破,城里的流言風聲反倒更緊:蔣家王朝連自己人都下手,看來是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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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解放軍第27軍進入外白渡橋,上海宣告解放。地下黨根據俘虜供述趕到普善山腳,找到兩具草草掩埋的遺體。按照衣扣編號確認,其中一具就是張權。7月30日,上海市政府追認張權為革命烈士。悼辭寫道:“非我黨員,實我同志;非我編制,助我大業。”
1957年9月,供出起義計劃的張賢因反革命罪被槍決。執行命令的法警在判決書上多寫了一句:“此判交上海烈士陵園備案”。
蔣介石當年那一紙“不得公布實情”的手令,在歷史簿冊里躲了近四十年,終究沒能擋住塵埃落定。今天的上海烈士陵園,張權墓碑前常有人停步凝視。碑文寥寥,只有姓名、生卒和職銜;可在許多老兵眼里,那六個刻在石頭上的字,比金屬肩章要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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