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年終演講大吹“政績”！爛攤子都怪拜登？究竟誰更爛

“僅僅一年時間，我們就取得了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多的成就。”

2025年12月17日晚，特朗普站在白宮鏡頭前，以他一貫的、近乎憤怒的急切語速發表了年終全國演說。

他的年終演說只有一個主題：問題都出在拜登，而答案全在自己。

值得玩味的是，面對這場“誰更爛”的究責游戲，不久前才結束癌癥治療的前總統拜登，拖著病體也發起了尖銳反擊。

兩位總統，兩種敘事，同一套話術：問題都是對方留下的。

甩鍋甩到最后，暴露的不是誰更會講話，而是美國政治已經很難對“方向”達成共識。

特朗普的年終演講，一開始就把調子定死了：問題很多，但都不是我的。

他先回頭清算拜登。犯罪率“失控”，貿易協議“糟透了”，國家被搞得一團亂。

緊接著，他馬上切換頻道，告訴大家“現在不一樣了”。過去11個月，美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積極變化”。

為了讓這些變化聽得見、摸得著，特朗普刻意選了最接地氣的指標。汽油、雞蛋、機票、酒店，這些東西誰都買過，誰都心里有數。他反復強調價格在降，生活正在變得“可負擔”。然后順勢把話題拉到貿易和投資上，稱新的貿易安排、對美直接投資和關稅收入，正在給國家帶來真金白銀。

就業問題，特朗普強調，美國現在的就業人數“史無前例”，而且新增崗位全部來自私營部門。。

說完現在，他開始談未來，但只給方向，不給細節。2026年會有“大動作”的住房改革，力度會“非常罕見”；普通家庭的房貸成本，每年要降3000美元。

怎么降？不說。什么時候落地？不說。只留下一句足夠好記、足夠誘人的承諾。

至于美聯儲，他干脆提前劃線。下一任主席“很快”公布，而且一定是“能大幅降息的人”。

如果把這場演講當成政策發布會，那就看偏了。它本質上是一場高度計算過的政治動員。因為特朗普的支持率在經濟壓力下承壓，他需要重新奪回議題主動權。

所以他在演講中拋出了“戰士紅利”——給現役軍人每人1776美元，并明確告訴大家，這筆錢來自關稅收入。

整場演講的措辭、節奏和取材，都服務于兩個目標。對內，制造“正在好轉”的氛圍，為中期選舉預熱；對外，把現實中的困難系統性地推回給民主黨，尤其是拜登。

幾個月前，得克薩斯州遭遇特大洪災，傷亡慘重，輿論質疑政府削減氣象部門預算、預警遲緩。

特朗普陣營的回應幾乎是條件反射：先強調這是天災，氣象部門“盡職盡責”，隨后話鋒一轉——如果要追根溯源，那是拜登時期留下的問題。

在年終演講這樣的重要場合，這套邏輯被放大到國家治理的各個方面。

經濟放緩，是“拜登的股市”；邊境失控，是“拜登的入侵”；醫療和物價壓力，也都能追溯到前任的政策遺產。哪怕現實已經發生變化，敘事依然保持高度一致。

只要問題能被解釋為“別人造成的”，那么處理問題的壓力就會自然減輕。至于后果，往往被留給以后再說。

如果把競選語言、演講修辭全部剝掉，只看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將近一年的實際運轉，美國面對的并不是一個正在被“修復”的舊問題，而是一套正在疊加的新難題。

所謂“爛攤子”，并沒有被清理，反而在某些關鍵領域變得更復雜、更難處理。

繼續把責任完全推給拜登，已經無法解釋這些新情況從何而來。

最先暴露問題的，是經濟和民生。特朗普依然高度依賴關稅這一工具，把它當成萬能鑰匙：既能對外施壓，又能補財政，還能作為政治承諾的資金來源。

但現實運行中，關稅的成本并不會消失，只會轉移。進口價格上升，企業成本抬高，最終還是體現在通脹上。從生活用品到工業中間品，壓力一層層傳導，通脹黏性反而更強。

至于演講中承諾用關稅收入發放軍人獎金，甚至未來可能推出全民分紅，這些資金并未經過完整的國會撥款程序，本身就處在不確定狀態，更像政治設計，而不是已經成型的財政安排。

住房問題同樣如此。特朗普反復強調要推出“史上最激進的住房改革”，目標是降低房貸成本，但到目前為止，只有口徑，沒有方案。市場并不害怕改革，害怕的是只有數字，沒有路徑。

這種“承諾先行、執行模糊”的模式，與他第一個任期的政策風格高度一致，也正是投資者遲遲不愿給出積極反饋的原因。

在聯邦政府治理層面，情況并不比經濟更樂觀。以“提高效率”為名的大規模裁撤和重組，正在從改革滑向失序。特朗普繞開傳統官僚體系，引入馬斯克主導所謂的“政府效率部”，短時間內解雇或買斷大量聯邦雇員，影響范圍覆蓋公共衛生、科研、對外援助等關鍵部門。

問題不在于改不改，而在于改的目標已經偏離治理本身，更像一場針對“深層政府”的清洗行動。

在“節省開支”的口號下，聯邦總支出并未明顯下降，反而在同期高于前任政府。

政治層面的極化，則把這些問題進一步放大。就在演講前，美國聯邦政府再次逼近停擺。

兩黨在撥款法案上僵持不下，互相甩鍋已經成為慣例。但這一次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威脅永久解雇“非必要”聯邦雇員，而不是傳統的暫時無薪休假。

這一步直接打破了長期形成的政治默契，對聯邦公務員體系的穩定性構成實質性沖擊。一旦這種做法成為先例，美國政府的專業性和連續性都將受到長期損害。

把這些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特朗普和拜登相互指責的“爛攤子”，已經不再只是歷史遺留問題。

美國真正面臨的困境，并不是誰更會指責，而是誰還愿意為治理結果負責。

如果還把注意力放在特朗普和拜登誰更無能、誰留下的攤子更爛，其實已經有點落后于現實了。

真正的問題不在兩個人身上，而在于：不管誰上臺，美國這套政治系統，都越來越難把事情辦成。

特朗普和拜登只是兩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底層困境是同一個。

今天美國面對的，不是某位總統“沒干好”，而是整個政治運轉機制，在全球競爭和內部撕裂的雙重壓力下，開始頻繁失靈。

=美國的兩黨制，本來是為了相互制衡、防止濫權。但在高度極化之后，這套機制已經變成“誰也別想干成事”。

否決比建設更重要，反對本身成了政治目標。救災撥款可以卡，預算可以拖，基礎設施可以一拖再拖，只要能讓對方難受，就算贏了一局。

結果就是，美國政治天然短視。選舉周期壓著，民意焦慮催著，任何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見效的事情，都很難堅持推進。

氣候問題、產業空心化、基礎設施老化、貧富分化，這些都是明擺著的長期挑戰，但在現實政治中，永遠排不過下一次選舉。

再往上看戰略層面，美國同樣在搖擺。短短幾年時間，國家安全戰略一改再改，從“美國優先”，到“盟友領導”，再回到“核心利益至上”。

方向變化之快，不光讓外部世界摸不著頭腦，美國自己也越來越難形成穩定預期。盟友不知道該押注哪條線，對手也看得很清楚：美國內部對“自己到底要成為什么樣的國家”，已經沒有統一答案。

拜登反復追問“誰來領導世界”，本身就暴露了這種焦慮。問題不是別人會不會接手，而是美國自己還愿不愿意、還能不能承擔這個角色。

而最深層的麻煩，其實在社會層面。

普通家庭在為物價、醫療、住房發愁，而政治精英更多精力放在話語對抗和責任切割上。

信任在流失，耐心在耗盡，這種狀態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很危險。因為一旦社會不再相信制度能解決問題，剩下的只會是更激烈的情緒對撞。

所以說，特朗普和拜登都在努力證明“問題是對方造成的”，卻很少有人愿意直面一個事實：舞臺本身已經老化，規則已經不適應現實。

換誰上來，如果不動結構，只換話術，結果不會有本質不同。

今天美國面對的“爛攤子”，不是哪位總統留下的，而是多年積累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