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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疑云
2025年12月17日,南京博物院公布最新人事調整通知,李良慧出任該院黨委書記、副院長。巧合的是,同一天澎湃新聞發布深度報道稱,中國近現代收藏家龐萊臣(注:本名龐元濟,字萊臣)后人捐給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現身北京某拍賣會,估價達8800萬元。
報道還意味深長地指出,與《江南春》同一批次的137件(套)捐贈文物,均系1959年1月由龐增和先生(龐元濟之孫)向南京博物院無償捐贈,目前該批文物中另有四件捐贈古畫:
下落不明。
離譜的是,圍繞著《江南春》的真偽與去向,龐元濟的曾孫女龐叔令在多次溝通無果后,不惜申請法律方式的介入:
2024年11月以來,南京博物院兩次收到法院關于龐叔令女士“贈與合同糾紛”的起訴,被申請強制提供龐家捐贈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等古畫的詳細流轉去向材料。
無償捐贈者的后裔要求了解被捐贈文物的現狀與去向,這是天經地義的事。畢竟你把錢扔A股,還能收到財務年報、季報、預報…等厚厚一大摞強制披露信息呢。
然鵝,在2025年12月17日這一天,南京博物館一面不疾不徐地發布《情況說明》稱“我院高度重視,迅速開展調查核實”,一面卻對現身拍賣會的文物語焉不詳:
關于拍賣市場出現的《江南春》圖卷是否為受贈畫作,尚待進一步查證。
事實上,圍繞著捐贈文物,龐氏后人與南京博物院早已結下梁子。這可真是:
離譜他媽給離譜開門——離譜到家了。
讓我們把時鐘撥回150年前。
? 三代守護
自南宋以降,浙江湖州就以繅絲著稱,尤以下轄南潯鎮的“輯里湖絲”品質獨步天下。至清朝中晚期,南潯鎮誕生了一大批以絲業致富的商人群體,按照當地習慣,資產達千萬兩白銀者稱“象”,五百萬兩稱“牛”,百萬兩稱“狗”。
道光年間,南潯先后出現了“四象八牛”的巨富家族格局。“四象”中的劉墉家族注重科舉,張頌賢家族轉入鹽務,顧福昌家族前往上海經營碼頭運輸與房地產,而本文的主角龐云鏳家族,則走上了軍火大亨的道路。
龐云鏳(1833年-1889年)早期為絲業行學徒,發家后開設了“龐怡泰行”,與杭州胡慶余堂國藥店老板胡雪巖有商業上的往來。太平天國運動中,左宗棠向洋人購買軍火,由胡雪巖與龐云鏳負責采辦。事后,龐云鏳的兒子龐元濟被慈禧太后旨恩賞舉人、候補四品京堂、恩贈榮祿大夫。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中國淪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產品傾銷地,江南的生絲行業先是受到英法 “洋絲”的挑戰,接著又與日本的棉紡織品激烈競爭。紅頂商人胡雪巖有心囤積蠶絲與洋商殊死一搏,險些落得破產的下場。
生性謹慎的龐云鏳以此告誡兒子:
莫再經營蠶絲(等實業),白老虎(洋人)可怕!
于是,龐氏家族買田地、辟宗祠,涉足字畫收藏,龐元濟更是成為近現代中國赫赫有名的書畫收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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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潯
龐氏的“宜園”,被時人稱為“虛齋主人收藏,甲于東南”
龐元濟(1864年-1949年),字萊臣,是龐云鏳的次子。但由于龐云鏳長子龐景麟早夭,因此龐元濟是龐氏真正的“二代目”。
龐元濟精于書畫,是國內外有名的古畫鑒賞家和收藏家。在清末與民國期間,中國古代字畫作品只要蓋有“龐萊臣”的鑒定印章,就可認定為真品,連外國收藏家也愿溢價購買。
值得注意的是,龐元濟的弟弟龐元澄,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核心會員,于1907年參與創辦復旦公學(后改名為復旦大學)。因此,盡管時局“城頭變幻大王旗”,但南潯龐氏百余年來威名不墜。
1949年3月8日,龐元濟在上海病逝,享年86歲。作為中國近代收藏史上“北張南龐”的代表人物(與張伯駒并稱),龐元濟擁有書畫名跡數千件,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國書畫收藏家,所收藏的書畫包括王冕、唐寅、文徵明、仇英、吳歷等人的多副代表作,甚至還有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倪瓚《漁莊秋霽圖》等國寶級文物珍品。
龐元濟的逝世,標志著傳統士紳收藏家主導的時代落幕。
一個時代行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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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元濟,中國古代書畫作品的最大收藏家
建國后,龐氏后人先后多次將畫文物捐贈或出讓給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和蘇州博物館。
1952年12月,龐秉禮(龐元濟的繼子)向上海博物館捐獻《北宋朱克柔緙絲蓮塘乳鴨圖》等書畫,被列為該館“一級藏品”。龐秉禮在手寫的捐贈書上稱:
此種天壤瑰寶,不敢再自珍秘,亟宜獻捐國家。
1959年1月,南京博物院正式接收龐增和(龐元濟的孫子)無償捐贈的137幅龐家收藏畫作,其中包括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等珍品。為此,江蘇省人民委員會于1962年向龐家后人頒發了:
獎狀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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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1月,有關部門表彰了龐氏捐贈的盛舉)
客觀地說,龐元濟后人的無償捐贈,延續了龐元濟“虛齋”收藏體系的公益傳承,分別成為上海博物館與南京博物院館藏的重要來源。從龐元濟以“非絕品不入虛齋”的標準構建收藏帝國始,至龐秉禮、龐增和等后人以“獻捐國家”的方式完成文物的最終歸宿,勾勒出傳統士紳階層在時代洪流中對中國傳統傳承的堅守。
但在當時,也有一種不和諧聲音在流傳——因為龐元濟無親生子女,有人認為龐氏后人的操作屬于:
崽賣爺田不心疼。
面對這個嚴重的“莫須有”式指控,龐氏后人表示:
特別重視,默默承受。
?真假之爭
龐氏后人捐贈之后,其家族收藏的畫作逐漸被“贗品”的流言環繞。
1961年,經由張珩、韓慎先、謝稚柳組成的專家組鑒定,南京博物院收藏的137幅龐家收藏畫作中,有5幅爭議畫作為“偽”; 1964年經由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組成的專家組再次鑒定為“假”。
有一種說法是“常在河邊走,怎能不濕鞋”,龐元濟在書畫界打了80多年的大雁,收藏品中混入贗品在所難免。
但這種說法讓龐氏后人(乃至中國古書畫收藏界)難以接受——作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權威、最知名的書畫收藏大師,你可以懷疑龐元濟的所有方方面面,唯獨不能懷疑他的專業性。
要知道,龐元濟的收藏以真偽鑒定嚴謹著稱,蓋有他私章的中國古代字畫被業內人士默認為真跡,可以直接在蘇富比(Sotheby's) 、佳士得(Christie's)等拍賣行賣出高價的。
沒有人會拿白花花的銀子開玩笑,東大如此,西大亦然。
由此,另有一種說法不脛而走:
某些單位組織某些專家鑒定為假,背后有“平賬”的難言之隱。
我們先賣個關子,不解釋“平賬陰謀”的邏輯,而是先說說另一個問題:
假畫事件是怎么被曝出,并最終走向無可調和的“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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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轟天動地的大事,都是由不起眼的小事演化而來。
2014年12月,南京博物院開了一個《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該院策展人在展會介紹中這樣寫道:
龐萊臣也沒有想到,他的子孫會敗落到賣畫為生。
呦呵,龐氏后人基于愛國情懷,將家藏珍品無償捐贈給博物館等公立機構,怎么就成了“家道中落,子孫不肖,賣畫為生,辱沒先人”?哪怕博物院要穩居C位、故意淡化龐元濟在文物保護中的作用,也不至于拉一踩一吧?
于是,龐氏后人寫信給南京博物院,要求公開澄清并道歉。但南京博物院堅持冷處理——不承認,不否認,不發聲。
無奈之下,龐元濟的曾孫女龐叔令向法院起訴,并最終打贏了這場譽權官司。
再次然鵝,南京博物院在應訴的過程中,為了證實“龐氏后人賣畫”的說法,主動向法院提供了一個證據:
上世紀90年代,南京藝蘭齋購買收藏了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并成為其鎮館之寶,有報道說此畫卷來自龐萊臣的女兒。
這個說法讓龐氏后人倍感震驚。因為《江南春》不但名列1959年的捐贈清單,還是其中的古畫珍品,它被捐贈給官方,是有明確指示的:
早在1953年,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給上海文管會會長徐森玉寫信,將《江南春》列為“非要不可”的文物征集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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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氏后人捐贈文化的物料清單(局部))
這個“烏龍事件”不但敗壞了南京博物院的專業素養,還讓龐氏后人疑竇頓生————好端端被捐獻的名貴字畫,怎么就流落到了私人機構?
從此,龐家多次給南京博物院寫信,要求博物院披露被捐獻的137件藏品的現狀信息,并要求現場觀看這137件藏品。
南京博物院十分感動龐家的熱忱,但堅決地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2018年,龐增和(龐元濟的孫子,1959年捐贈的代表)的夫人突發心臟病去世,據龐元濟表述:
媽媽在世的時候,一直惦記(捐贈文物的下落)這事。后來她突發心臟病,就是因為有親友來講了南博這個事情,一下子讓她突然生氣,沒緩過來去世了…
龐元濟有沒有想到“他的子孫會敗落到賣畫為生”,我們不是十分清楚,但他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不會、愿意他的后人因為字畫捐贈而活活氣死。
目前,被認定為贗品的《江南春》的作者仇英(約1489年-1552年)與《江南春》的收藏者龐元濟(1864年-1949年)均表示情緒穩定,但龐元濟的后人則表示淡定不能。
他們一臉悲憤,茍活在世上。
?卿本佳人
現在我們要說一說,為什么圍繞著字畫鑒定,必須有一個合理的贗品結論。
2025年春季,北京一家拍賣公司的拍賣名錄上,赫然出現了明代仇英的《江南春》,該字畫的起拍價高達:
8800萬元。
得知消息后,龐家立即向國家文物部門舉報。在多方博弈下,該畫撤拍。
而龐叔令拿著法院司法文件和1959年的捐贈清單,進入南京博物院的庫房核實捐贈的文物,卻只發現137件(套)捐贈文物中的132件,剩下的5件:
不知去向。
這五件文物分別是:明代仇英《江南春》、北宋趙光輔《雙馬圖軸》、明代王紱《松風蕭寺圖軸》、清初王時敏《仿北苑山水軸》、清代湯貽汾《設色山水軸》——無一不是精品、孤品、極品。
再再次然鵝,南京博物院回復這五件不在庫房中的文物時,給出的說法是,由于龐氏捐贈的文物中,有5副被先后兩次鑒定為“偽”,上世紀90年代,南京博物院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對該5幅畫作進行了:
處置。
這一“處置”,就把字畫給處置沒了,然后還流落到拍賣會上,等待著冤大頭接盤:
您還別嫌貴,8800萬元起,就聽個吆喝聲!
對于這個說法,您相信嗎?
請你現在、馬上、立刻翻翻前文中,我是怎么說的:
沒有人會拿白花花的銀子開玩笑,東大如此,西大亦然。
那么問題來了,假如捐贈者的5幅字畫確實是贗品,博物院按照程序該如何處理?
南京博物院公開通報中提到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頒布。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為依據,明確博物館藏品是國家寶貴的科學、文化財富,是博物館業務活動的物質基礎,規范藏品的接收、鑒定、登帳、編目等流程,明確藏品實行一、二、三級分級管理,一級藏品需重點保管。
該《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已進館的文物、標本中,經鑒定不夠入藏標準的,或已入藏的文物、標本中經再次鑒定,確認不夠入藏標準、無保存價值的,應另行建立專庫存放,謹慎處理。
必須處理的,由本單位的學術委員會或社會上的有關專家復核審議后分門別類造具處理品清單,報主管文物行政部門批準后,妥善處理。
可見,即使入藏的文物被確認為假貨,也必須經過三個嚴肅的處理階段。
第一階段,經過鑒定與復核,接受雙重專業認定。也就是需要“由本單位學術委員會或社會專家進行復核審議”。南京博物院于1961年、1964年組織張珩、謝稚柳等外部專家及館內人員組成雙重鑒定組,這是復核審議的基礎,基本符合流程。
第二階段,經過報批與備案,執行嚴格行政程序。館藏單位必須分門別類造具處理品清單,詳細列明擬處置文物的名稱、來源、鑒定意見等信息,并報主管文物行政部門批準。
這意味著博物館無權單方面決定偽作去向,需經省級文物部門(如江蘇省文旅廳)審批。若涉及一級文物,還需上報國家文物局。請問南博是否可以公開這些處置文件?
第三階段,進行謹慎且有限定的處置方式,且保持充分信息披露。《辦法》認為獲批后方可進行“妥善處理”的階段,最直接的方式是“另行建立專庫存放”,但實務中,為了更妥善地處置贗品,或進一步發揮贗品的價值,還有其他常見處置方式,如按規定程序注銷,或劃撥、調劑給其他文博機構,但禁止擅自流入市場,且所有處置都需完整記錄流轉路徑。
而雙方爭論的焦點就在于,南京博物院稱其在1990年代對上述5幅偽作進行了“劃撥、調劑”,但未公開接收單位、交接清單等關鍵憑證;龐家后人質疑其可能違規處置,導致偽作通過古玩店等渠道流入拍賣市場。
這又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就是博物院對于捐贈品具有充分溝通與披露的特殊義務——對于捐贈文物,即使鑒定為偽作,博物館還需兼顧《公益事業捐贈法》的要求,優先通知捐贈人并協商處理,而非直接自行處置。
但現實中,龐氏后人對5幅被認定為偽作的字畫走向一無所知,例如在上世紀60年代兩次作出鑒定時,博物院并沒有將鑒定結果通知捐贈者,更沒有第一時間與捐贈者聯系商洽處理辦法。
甚至于若干年后,其中一幅字畫還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拍賣會上。
更有甚者,當龐氏后人由此提出訴訟時,南京博物院在法庭上還質疑龐叔令的訴訟資格:
你不是捐贈人本人。
呃,不管你服不服,反正我是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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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清楚雙方的分歧后,吃瓜群眾自然會關心另一個問題:
龐家捐贈的字畫,到底流離失所到哪里去了呢?
1990年12月,南京博物院成立了一個從事文物銷售的“三產企業”——江蘇省文物總店,由于供銷兩旺,公司庫存緊缺,當時南京博物院的領導從博物院調撥了一批“不屬于博物館藏品”的文物,用于充實江蘇省文物總店的庫房。
而澎湃新聞在深度報告中提到:
查驗結束后不久,南京博物院以書面形式給出了答復:這五幅畫被認定為‘偽作’,已從藏品序列中‘剔除’,并進行了‘劃撥、調劑’處理”。
時間、地點、背景都對上了,知乎某網友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莫非這所謂的“劃撥、調劑”,指的是從南京博物院調撥到江蘇省文物總店?
(此處省略322字)
這并不是憑空想象的。
2002年,《芙蓉》雜志主編蕭元調任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擔任館長,發現藏畫庫竟存在"前人遺留的贗品"(部分字畫已被調包)。這個發現非但沒讓他報警,反而催生了扭曲的邏輯:
別人能調包,我為什么不能?
在隨后的8年中,蕭館長將143幅館藏名畫調包變賣,涉案金額超億元。
2014年在香港舉行的一場拍賣會上,廣美校友意外發現拍品上有"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印章,隨即舉報,蕭元最終落馬。
荒誕的是,警方讓蕭元辨認館藏贗品時,他竟發現自己當年的臨摹作品又被別人以更劣等的仿品調包,形成"贗品套娃"的奇觀。
當然,我們堅信蕭元這樣監守自盜的害群之馬只是個別現象,我們認為有操守的文化人還是占多數,唐伯虎與對穿腸演繹的斯文掃地的故事,必須是非主流呀:
一鄉二里共三夫子,不識四書五經六義,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膽! 十室九貧,湊得八兩七錢六分五毫四厘,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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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問題就更復雜了。
讓我們捋一捋龐氏后人捐贈的時代背景,也就是捐贈前后,除了發生“Great Leap”和“We Game”,還發生過什么?
(此處省略163字)
起碼一點,能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把南博藏品鑒定為偽作拿走,2025年南博還要為其百般遮掩的人…難道是普通人?
聞一多先生的堂弟聞均天在接受采訪時說到,他曾在1981年向家鄉的文化館捐贈了150幅字畫(其中本人創作的有100幅),結果30年過后僅剩63幅了。至于剩下的字畫,當地文化館表示:
有些畫作被領導陸續拿去送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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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2016年出版的《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中,也曾說起馮先生描述的一個故事:
1984年,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因試圖追回被借走的字畫文物,而遭受不公平對待,這就是所謂的姚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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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省略73字)
至本人發稿時止(12月18日下午5時),江蘇省文化和旅游廳工作人員回應,已經關注到此事(博物館藏品現身拍賣會事件),該事件已由江蘇省文旅廳牽頭成立工作專班聯合調查處理。
事情越來越復雜,也越來越有趣了——很好,我們希望工作專班不是不查,而是科學規劃下的緩查;不是少查,而是嚴謹踏實導向的精查;不是被動查,而是結合人心所向的有計劃的查。
不由得想起了卡爾維諾在《迷人的花園》中的隱喻:
他們意識到,這座花園的真正迷宮不在那些狹窄的拐角,而在占有者的內心。每件東西都漂亮卻不能正常享受,蝴蝶標本的翅膀永遠保持著震顫的姿態,游泳池的水藍得像地中海卻沒人敢跳下去——就像人們對幸福的渴望,總被各種恐懼扭曲成小心翼翼的窺探,最終連觸碰都成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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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ec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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