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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傳播·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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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簡稱《科普法》)明確規定,“科普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推動科普與科技創新緊密協同”。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協同,是指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兩大體系以“資源共享、優勢互補、雙向賦能”為核心,通過制度化銜接與常態化互動,形成“創新產出-科普轉化-需求反饋-創新迭代”閉環的動態發展模式。
然而,當前卻呈現出“創新加速”與“普及滯后”的失衡態勢,出現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割裂、脫節的狀況,削弱了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不利于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突破。
破解這一難題的關鍵,筆者認為在于以高質量的新技術新知識科普為紐帶,使科普成為創新的有機組成,從這個角度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新修訂的《科普法》何以專門規定,“國家推動新技術、新知識在全社會各類人群中的傳播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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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新知識科普是
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協同的耦合力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這個問題,在“兩翼論”的指導下,可把科創與科普比喻成DNA雙螺旋的兩條鏈,科技創新(新技術新知識的產生)是一條鏈,科學普及(將知識傳播給社會和公眾)則是另一條鏈,兩鏈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共同推動創新發展和社會進步——就像DNA雙螺旋支撐生命活動。
科普是科技創新的基座,在人才供給、需求塑造、環境容錯、資源整合等方面支撐著科技創新的廣度。
在“人才供給”端,它點燃青少年好奇心,把潛在興趣轉化為科技相關的職業選擇,持續擴大高質量科技人才蓄水池;
在“需求塑造”端,它用易懂案例向社會“翻譯”前沿科技價值,催生市場剛需與政策議題,引導創新方向;
在“環境容錯”端,它預先傳播科學不確定性與試錯文化,引導公眾客觀認識科學探索過程的曲折性,為高風險高回報研究營造包容氛圍;
在“資源整合”端,它打破創新主體邊界,用信息和知識配置促成政產學研多主體協同,把分散的創新要素匯聚成支撐突破的持續燃料。
科技創新拓展科普邊界,在內容、形態、觸達率、參與、反饋等方面賦能科普。
在內容上,將AI、量子、基因等前沿成果實時轉化為可傳播的知識,持續更新科普議題;在形態上,借助虛擬現實/增強現實、AI生成、大數據可視化等新興技術把抽象原理變為沉浸式、交互式體驗,降低理解門檻;在觸達率上,依托算法推薦、5G與衛星網絡精準推送給不同地域與圈層,擴大覆蓋面;在參與上,通過開源平臺、公眾科學項目讓非專業人員貢獻數據與算力,實現雙向協作;在反饋上,利用在線測評、眼動監測等身體反應與日志數據即時評估認知效果,快速迭代內容與形式,形成閉環。
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雙螺旋鏈式協同具備重要的戰略價值。
一是構建更加良好的創新生態,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二是推動科技成果高效轉化,助力新技術市場化跨越“死亡谷”;三是促進科學文化傳播,深化社會文化創新型發展;四是提升公民科學素質,規避科技相關負面效應,增強風險社會治理、韌性社會建設。
缺乏有效穩定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雙螺旋鏈的力量,是當前“兩翼失衡”最直觀的結構性痛點。形象地說,就是缺乏“科研-科普”雙螺旋中間那些堿基配對,沒有它,兩條鏈只是“平行線”,無法形成“生命”——知識的社會生命力。新技術新知識科普則扮演了這些堿基對的作用。
缺乏有效穩定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雙螺旋鏈的力量,是當前“兩翼失衡”最直觀的結構性痛點。形象地說,就是缺乏“科研-科普”雙螺旋中間那些堿基配對,沒有它,兩條鏈只是“平行線”,無法形成“生命”——知識的社會生命力。新技術新知識科普則扮演了這些堿基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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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新技術新知識科普的主要情況
當前我國新技術新知識科普深入開展,各類創新主體、媒體等做了大量工作。據調查,公眾對新技術科普價值普遍認同,76.6%的受訪者認同“新技術科普對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74.6%認為“對個人工作生活有實際幫助”,77.3%的公眾對新技術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可見當前新技術新知識科普取得了成效。
當前公眾對新技術新知識的認知呈現一定的特點,公眾興趣呈現“三高一低”、實用導向與風險警覺并重的特征:
一是與生活場景越貼近越感興趣(健康、出行、通信);
二是視覺和互動體驗越“奇觀化”越愿意打卡(量子、航天、低空);
三是對倫理和就業風險討論熱情高(AI、第三代互聯網、基因編輯);
四是對純工業底層技術(工業互聯網、高端光刻機)關注度低,即便其戰略價值巨大。
此外,“社交媒體+視頻平臺”成為信息首要來源,微博、B站、抖音等成為新技術話題“破圈”第一站。
同時,公眾感性驅動強烈。新技術往往涉及復雜的跨學科知識結構與前沿研究成果,公眾在接觸這些信息時容易受限于已有知識結構與媒介敘事框架。公眾對技術的認知常被情緒、印象和“感性認知”主導,缺乏理性判斷,容易產生誤解和恐慌。
新技術新知識科普面臨內容深度不足、傳播效果有限、虛假信息泛濫、倫理問題升溫等四重挑戰。
一是內容深度上,很多科普停留在對新技術現象、內容的表象科普,缺乏對前沿科技本質、規律的深入剖析,且對科學精神的宣傳教育不夠深入廣泛,未能精準覆蓋不同人群的需求。如一項調查發現黨政機關領導干部不光需要了解技術是什么,而且需要知道“它”意味著什么,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有什么用。
二是傳播效果上,新興媒介技術重塑傳播體系,顯著降低科普門檻,提高了用戶接觸率與情感投入度,但亦產生了“信息碎片化”“內容娛樂化”“科技奇觀化”等問題。
三是虛假信息上,量子等新技術領域虛假信息和科學謠言眾多,不利于營造科學理性的社會氛圍。
四是倫理議題上,新興科技引發的爭議成為焦點,但科普中倫理議題往往表達不足。現有倫理議題的表達多停留于專家語言體系,倫理討論與公眾認知之間存在“語義脫節”。科學家、媒體、政府與公眾之間缺乏有效對話機制,信任問題已成為影響公眾理解與接受新興技術的重要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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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新技術新知識科普的路徑構建
新技術新知識科普具有顯著的特點。
一是時效性強,與科技創新同步。技術迭代往往驅動內容快速更新,這種更新速度要求科普者具備實時追蹤能力,避免傳播過時信息。
二是認知門檻高,多涉及專業術語和復雜原理,并且呈現鮮明的跨學科性,很多情況下還涉及社會科學。如科普基因編輯技術,不僅涉及分子生物學,還需討論科技倫理、法律監管和人類改造自然的邊界等問題,需要形成“技術-社會-倫理”的立體解讀。
三是不確定性強,很多新技術處于發展初期,效果、風險尚未完全明確(如AI生成內容的版權問題),科普時需客觀呈現“已知”與“未知”,避免絕對化表述。
要做好相關工作,需要從戰略和策略上共同發力。
在戰略上
要把“科研-科普”從上下游關系升級為并行耦合關系,其價值不是簡單的“傳播加成”,而是打通國家創新體系跑通“最后一公里”的關鍵。把科普從“科技創新的后置廣播”變成“前置基礎設施”,讓公眾、資本、政策在同一時間坐標系里理解、接受并參與創新,從而把“社會共識”轉化為“研發動能”,最終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在策略上
一是要精準定位,分層分類設計科普內容,如按受眾特征分層,針對青少年群體可采用游戲化、故事化形式,針對老年群體則要簡化技術原理,關聯生活場景。對于前沿技術,強調潛力與倫理;對于成熟技術則突出應用價值;對于爭議技術則需構建多元對話空間。
二是要創新傳播方式,充分利用新興技術,促進新技術新知識科普從“單向傳播”轉向“沉浸體驗”“全域觸達”,強化新技術新知識科普的“四力”,即到達力(讓人看到)、理解力(讓人看懂)、情感力(讓人在乎)和行動力(讓人去做)。
三是針對風險防控,需建立倫理相關機制,開展技術風險預警,完善謠言應對體系。
戰略和策略共同發力最終旨在實現三方面協同。
其一,實現主體協同。科研機構、企業、科普組織、媒體等多元主體打破壁壘,共同參與知識生產、傳播與應用。
其二,實現要素協同。科技創新提供的前沿知識、技術工具,與科普的傳播渠道、教育場景深度融合,實現“創新成果科普化、科普過程創新化”。
其三,實現目標協同。以提升全民科學素養為基礎,以促進科技創新落地應用為導向,最終形成“創新賦能科普、科普反哺創新”的良性生態。唯有三方面協同的達成,才能形成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的有效協同。
-本文作者謝小軍是中國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論與政策研究室主任;本文刊載于《世界科學》雜志2025年第12期“傳播智見”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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