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拿出《中日聯合聲明》時，高市早苗再怎么狡辯都沒用了

中國大使拿出《中日聯合聲明》，直接將了高市早苗一軍，日本首相接下來再怎么狡辯都沒用了。

12月17日，中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發文，把1972年中日邦交正?；勁兄幸环蓐P鍵外交文件——《日中聯合聲明日方提案的對華說明》——直接“端上臺面”。

這不是學術考據的興趣之舉，而是在日本政壇某些人反復翻炒“舊金山和約”、刻意制造“臺灣地位未定論”、甚至把“臺灣有事”硬往所謂“存亡危機事態”上套的背景下，對歷史事實、國際法框架與日本自身承諾的一次當場對質、當面追問。

吳江浩援引《中日聯合聲明》關于臺灣問題的表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p>

這段文字本來就寫得很清楚：它把臺灣問題錨定在戰后國際秩序的法律—政治鏈條上，錨定在《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承諾的歷史事實之上，而不是錨定在任何可以被右翼話術“鉆空子”的敘事上。

關鍵在于吳江浩點明了“中方為何接受這一措辭”的背景：

日方在談判中向中方正式提交《日中聯合聲明日方提案的對華說明》，明確寫道，日本基于《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立場認為，臺灣應歸還中國是“日本政府不變的見解”；

日本“未設想將來臺灣具有除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以外的任何法律地位”；

臺灣問題“應該由中國人民自身，也就是作為中國的國內問題予以解決”。

換句話說，中日建交之時，日本不是“含糊其辭”，而是以外交文件的形式把邏輯鏈條寫死：臺灣歸屬問題屬于戰后處理結果與中國內政范疇，日本不得置喙、更無權插手。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當下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和輿論機構越是把“舊金山和約”抬出來，越暴露其心術不正：他們真正想要的不是“解釋歷史”，而是“改寫承諾”；不是“討論和平”，而是為可能的軍事介入尋找話語墊腳石。

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就明確指出，日方在引用《開羅宣言》時刻意回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等關鍵表述，又把《中日聯合聲明》與所謂“舊金山和約”并列，實質是違背承諾、干涉中國內政，企圖翻炒“臺灣地位未定論”。

因此，吳江浩把“日方對華說明”公開化，本質上是把日本政壇的“擠牙膏、埋釘子”做法當場拆穿：

一邊在國會或外交場合只摘抄“理解和尊重”“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等片段，回避“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同樣寫在聯合聲明里的關鍵條款；一邊又試圖用“舊金山和約”偷換框架、制造歧義、混淆視聽。

中方之所以“不給面子”，恰恰是因為某些人先把面子當成了撕毀底線的工具。

更應看到，這場爭端并非偶發口水戰，而是日本國內一股危險傾向的外溢：把戰后國際秩序的根本文件當作“可選菜單”，把對外承諾當作“文字游戲”，把軍事冒險包裝成“危機管理”。

路透社此前報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明確表示不打算撤回其將“臺灣有事”與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所謂“存立危機事態”相掛鉤的表態；中方則多次要求其收回錯誤言論。

這種做法對中日關系的傷害，不是“事后換人”就能抹平的：政治基礎一旦被反復侵蝕，互信成本會指數級上升，地區安全風險也會被人為抬高。

從更大的歷史坐標看，今年又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臺灣光復80周年。

中方反復強調臺灣地位早已被一系列權威文件與歷史事實“鎖定”，日本作為戰敗國接受并承諾遵循相關文件，本應在這一節點對歷史保持敬畏、對承諾保持誠實。

相反，若有人試圖把侵略歷史的結果重新“解釋”為今日介入他國內政的借口，那不僅是對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的背離，也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挑釁。

吳江浩此時拋出“日方對華說明”，意義就在于把爭論從“各說各話”拉回到“白紙黑字”：當年日本政府如何表述、如何承諾、如何解釋《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與臺灣歸屬問題，都有據可查、有文可對。

把這些擺出來，就是告訴日本政壇：不要指望用剪裁話術蒙混過關，更不要在要害問題上玩“偷梁換柱”的游戲。對一個以“法治國家”自居的國家而言，最基本的政治信譽，不應敗在幾句投機取巧的政客語言上。

歸根結底，臺灣問題不是中日之間可以“協商”的議題，更不是日本可以“介入”的舞臺。

日本若真在乎地區和平與自身利益，就應回到1972年自己寫下的那份“對華說明”與聯合聲明原文，老老實實把承諾說完整、把立場講清楚、把錯誤撤回去。

否則，短期或許能換來國內右翼的喝彩，長期必將付出外交信譽、經貿合作與安全環境的沉重代價；而這種代價，最終也會反噬日本社會自身的穩定與發展。

文｜劉慶彬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日本橫濱國立大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