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巧哥要說的是:《江南春》流拍風波,文物捐贈的信任堤壩何以潰決?
今年6月初,巧哥專程赴南京博物院,從開館看到閉館,流連于那些穿越時空的器物之間。
元朝天青釉加紫立耳爐的古樸,東漢銅壺的滄桑,明清紫砂壺的雅致,尤其時大彬那把壺的巧思,都讓巧哥對這座承載江南文脈的殿堂心生敬意。
歸來后,巧哥請楓溪手拉壺第五代傳人章海元大師共同研究仿制,試圖在泥與火的交融中觸摸古人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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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巧哥還在朋友圈展示這把新壺,贊嘆“泥色溫潤如玉,線條流暢如詩”。
誰料第二天,澎湃新聞的報道將巧哥心中對南京博物院的美好印象擊得粉碎——龐萊臣后人捐贈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竟出現在拍賣場上,估價高達88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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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是某件文物的流失,更是對捐贈者拳拳愛國心的褻瀆,是對公共文化信托制度的拷問。
當“江南收藏甲天下,虛齋收藏甲江南”的珍品,竟從國家博物館流向商業拍賣,我們不禁要問:文物保護的最后防線,是否已然失守?
龐萊臣,中國近現代收藏史上一個繞不開的名字。其“虛齋”所藏歷代名畫,以體系完整、質量精湛著稱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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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十年代,龐家后人將這份沉甸甸的文化遺產捐贈國家,其中南京博物院接收最多,達137件(套)之多。這些書畫不少已成為鎮館之寶,承載著一個家族對國家、對民族文化的無私托付。
龐叔令是龐萊臣的曾孫女,近日一紙訴狀將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她的疑問樸素而尖銳: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名畫,何以悄然“消失”?為何突然出現在拍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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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費解的是,南博在回應中稱,包括《江南春》在內的五件藏品被認定為“偽作”,已從藏品序列中剔除,并進行了“劃撥、調劑處理”。
巧哥要問的是,為何捐贈半個多世紀后,才認定是偽作?認定過程為何不通知捐贈后人?所謂的“劃撥、調劑”究竟去向何方?為何拿不出明確的流轉材料?
一幅被認定為“偽作”的畫作,又何以登上拍賣臺,標出8800萬的天價?
龐叔令的質問是那么擲地有聲:“我曾祖父龐萊臣的收藏眼光,是世所公認的。即便是學術上有爭議,認定是‘偽作’如此重大的事情,為何不通知捐贈人?共同鑒定、確認的程序在哪里?”
巧哥也十分困惑,南京博物院館藏的明代仇英后《江南春》,是怎么流向拍賣市場的?這樣的事,的確顛覆了我們對博物館的認知。
人家把文物捐獻給博物館(院)是為不丟失,更好地得到保護,從而造福子孫,讓孩子更加了解中華文明史。
然而,南京博物院卻流失在外,還流向了拍賣市場,如果都這樣,以后還有人敢捐文物給國家博物館(院)嗎?
南京博物院還有132件(套)是龐家捐的,里面有沒有偽作?如果有,就退還給龐家。如果沒有,怎么消失了的就是偽作?這不是在糊弄人嗎?
這也觸及了博物館管理的核心問題:當博物館對捐贈品真偽產生質疑時,應當遵循怎樣的程序?單方面認定、單方面處理,是否違背了捐贈契約的精神?
捐贈行為本質上是基于信任的托付,這份信任理應得到程序正義的呵護。
南京博物院稱五件作品為“偽作”,卻未公開詳細的鑒定報告、專家意見、技術分析。在文物鑒定本就存在學術爭議的領域,如此處理又如何不遭質疑?
“劃撥、調劑處理”,這六個字背后,是不是一個信息黑洞?文物究竟劃撥給了誰?調劑到了何處?是其他文博機構,還是不明去向?為何不能提供明確的流轉記錄?
如果《江南春》確實是從南博“劃撥”出去,又如何流入了商業拍賣市場?這中間的環節是否存在違規操作?是否有人利用“劃撥調劑”的制度空隙,將國有文物變相私有化、商品化?
拍賣的《江南春》從何而來?南博收藏的那幅究竟去了哪里?需要南博給出清晰、完整、經得起考證的答案。
龐叔令的悲憤之言,道出了所有捐贈者的心聲:“我以為博物館是保護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圣地,還是記錄愛國人士拳拳愛國精神的地方……但因為南京博物院的種種行為……真是不可理喻。”
捐贈行為,本質是一種超越物質價值的精神契約。捐贈者將私藏化為公器,是基于對國家的信任、對文化傳承的使命感。如果這份信任被辜負,損害的不僅是一件文物的歸屬,更是整個社會對公益捐贈的信心。
如果南京博物院事件不能得到公正、透明的處理。誰還敢將傳家之寶捐給國家?誰還能相信博物館會珍視這份文化托付?
這一事件暴露了文博管理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比如捐贈品管理缺乏透明機制。捐贈文物的鑒定、評級、處置等信息應當對捐贈人和社會適度公開,接受監督。文物“劃撥調劑”制度需要規范,防止文物在流轉中“失蹤”或被挪用。涉及捐贈品真偽的重大認定,應當建立包括捐贈方代表、第三方專家在內的共同鑒定機制,避免單方面決斷。如果博物館因管理不善導致捐贈文物損壞、丟失或非法流失,應當承擔怎樣的法律和道義責任?捐贈人是否有權追索?
有網友質疑這是不是監守自盜,如果是這樣,就要嚴厲追責與懲處。
說起監守自盜,巧哥想起了廣州美術學院圖書綰館長蕭元。據檢方指控,蕭元利用掌管畫庫鑰匙的職務便利,監守自盜,以自己臨摹的贗品調包的方式,將八大山人、張大千、齊白石等名家的143幅名畫竊為已有,并拍賣掉125幅。
《江南春》事件,不僅是對南博的考驗,也是對整個文博系統的警醒。
文物保護,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而保護的前提,是信任;信任的基石,是透明與責任。
唯有讓每一件文物的來去都有跡可循,讓每一次捐贈的善意都被鄭重對待,博物館才能真正成為民族記憶的守護者,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文化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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