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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網上最火的話題可能就是最快女護士張水華了。
“最快女護士” 張水華因違規兼職、虛假調休參賽被醫院處分,白巖松提出“轉崗工會帶動全民健身”的建議后,引發關于職業責任與個人愛好平衡的激烈爭議。
2025 年8月底,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護士張水華獲哈爾濱馬拉松國內女子組冠軍,賽后哭訴“調休難”希望領導支持參賽,引發首次輿論關注。
此后兩個月內,她連續參加4 場馬拉松,斬獲22 萬余元稅前獎金,期間回應稱跑步與工作不沖突,反而能提升工作狀態。
12月初,醫院內部處分文件泄露,證實其存在兩大違規行為——與361°簽約代言未履行兼職報批手續、以虛假理由獲取調休參賽,遂對其作出警告處分,為期6個月,并作出取消其2025年評優資格的決定。
張水華接受了單位的處分決定,與361°解約。在隨后舉行的福州馬拉松比賽中,張水華如期按照排班表在醫院值班,未參與這場“家門口的賽事”。
事情本來就已經平靜了,沒想到白巖松的評論又再次引發熱議。12月13日,他在《新聞周刊》中評價該事件,認可醫院處分的合理性,但提出替代方案:建議醫院減少其護士工作時間,安排至工會崗位,成立跑團帶動醫護人員及福州市民跑步,契合醫院向健康中心轉型的方向,將其從“患者的護士”轉變為“市民的護士”。這個說法,再次引發了網友的熱議。
在這些熱議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是大多數人,都不認可張水華的做法,說她是既要又要還要,對她進行了猛烈地批評,肆意地宣泄憤怒。但實際上,她的單位在處分決定中表達得很明確:“在不影響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支持和鼓勵員工發展個人興趣愛好。”
按理說,這只不過是單位內部的管理問題,事情就應該到此為止了,但為什么在網絡上引發如此惡劣的討論呢?這就要和一個新概念有關,那就是《牛津詞典》在今年發布的年度詞匯“憤怒誘餌”。
一、情緒與憤怒誘餌
憤怒誘餌,指的是指在社交媒體中利用敏感話題引發用戶憤怒情緒的現象,涉及某些話題的刻板印象時,用戶常忽略事實細節,直接通過憤怒表達立場,甚至形成群體極化表達。張水華護士在贏得哈爾濱馬拉松冠軍時接受采訪時說,希望領導能夠理解她,能夠配合她跑馬拉松而進行調班,一下子就成了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憤怒誘餌”,引爆了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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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極致內卷的時代,人人都是牛馬,牛馬們在日常辦公室政治中,往往都會經歷過那種“小人”:超級自私自利,為了個人利益,經常性要求調班,從而打亂了別人的工作和生活節奏。更重要的是,雖然單位里人人都討厭這種人,但這種人卻往往有著比較深的人脈,甚至能夠混得風生水起。
網友們的憤怒是有原因的,正是因為在現實職場中有太多這樣的人,而在現實職場中卻拿這樣的人沒有什么辦法,除了一次次為這種人的自私買單之外,別無其他辦法。這類人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僅僅因為自私,還有各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潛規則,支撐著他們。所以,表面上是對職場“自私狗”的討伐,實際上是對潛規則的不滿。
當下以社交媒體為主的傳播時代,傳播的范式已經從理性傳播范式,轉移到情感傳播。也就是說,過去傳統媒體為主導的傳播,強調的是理性范式,由“把關人”決定議程設置和傳播路徑。而在當下的傳播范式,則轉型到以大眾化的情感傳播為主。由獲得了話語權的個體,根據自己的情感需求來決定議程設置和傳播路徑。
張水華恰好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以一個賽后感言,一屁股坐到了本就蠢蠢欲動的情緒火山口上,她就在不自覺間,成了引爆情緒裂變的那個“原子”。這說明,《牛津詞典》對“憤怒誘餌”的描述是準確的,正如他們以前對“后真相時代”的總結一樣。但對現象的描述不能代替進一步的思考,在輿論被引爆的過程中,是先有情緒?還是先有張水華?社會本就因職場牛馬的不滿而充斥了大量的情緒,張水華只不過恰好出現在了牛馬的痛點上。也就是說,先有憤怒,后有“誘餌”。是情緒在先,誘餌只不過給了情緒一個宣泄的出口而已。
現實中的張水華其實并不完全是網友們口中“自私自利”、“既要又要還要”的那種。她多次公開表示自己熱愛護士工作,也曾經白衣執甲,在最艱難的時候主動報名,加入最早奔赴湖北的福建醫護人員隊伍,過去還曾經是醫院引以為豪的典范,出現在宣傳推文中。她是一個有缺陷的護士,面對鏡頭的表達,缺乏足夠的媒介素養,如此而已。單位對她也進行了處分,她也接受了教訓,相信在未來會把工作和愛好處理得更好。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能看到這種喜歡跑馬拉松的朋友,其中絕大部分人都能夠很好的平衡愛好和工作的關系,兩者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說相得益彰。
但網絡還是記住了她最初的表達,這種表達加深了人們對于職場潛規則的刻板印象,因此,無論如何都很難得到平息。有人將此歸咎于算法,其實也并不準確。
二、人性與信息繭房?
在當今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AI 已經深入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內容平臺的精準推送到電商購物的個性化推薦,從城市大腦對紅綠燈的調度到量化基金對股市的操作,算法早已無處不在。然而,算法對大多數人還略顯陌生,并且因為這種不了解,而對算法心生疑竇。一方面,算法確實已經在現實生活中普及,但另一方面,卻因為宣傳的原因而對普通人對于算法,心態是非常矛盾的,實際上,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人與算法共生”的世界。
算法是我們在AI時代最經常會提到的一個詞,那么什么是算法呢??算法(Algorithm)?是解決特定問題的一系列明確、有限的步驟或規則。在計算機科學中,算法是程序設計的核心,它告訴計算機“如何一步步完成任務”。它包括輸入、輸出、明確性、有限性和有效性等幾個特征,從數學計算到人工智能,算法構成了數字世界運轉的底層邏輯。
拿泡茶為例,輸入的是茶葉、水、茶具等,輸出的是泡好的茶葉,中間包括?準備材料,檢查是否有茶葉、熱水和杯子,然后?燒水,?溫杯,?投茶,倒水,等待茶香溢出,溫度合適之后便可飲用。算法就是按照這個過程,讓機器按部就班進行操作,并且可以可以使之進一步優化。比如,自動判斷水溫,根據茶葉的類型決定泡茶的最佳時間和溫度,綠茶3分鐘,最佳水溫85度,紅茶5分鐘,最佳水溫90度,然后引入喝茶人數這個變量,再決定匹配多少茶葉和水量,還得考慮到一直保持水溫的需求,循環加熱。
算法不僅是代碼,更讓機器擁有了“思考”能力,幫助我們處理越來越多的信息,適應越來越復雜的社會。一是提高效率,通過優化的方式,把原來需要耗時間的工作效率提高無數倍。二是實現了自動化,機器可以代替人處理繁瑣的計算問題。三是簡化流程,可以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很多看上去很復雜甚至難以完成的任務,都可以按照一定的方式進行分解,變成許許多多的步驟或者分項任務,每一個模塊都是可以簡化并且容易實現的,當所有的任務模塊都組合起來的時候,就可以完成一個復雜的任務。
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剛興起時,麻省理工學院的科技預言家尼葛洛龐帝就提出一個設想:未來每個人都能擁有專屬的《我的日報》。這份報紙會精準篩選你感興趣的話題和觀點,提高信息獲取的效率。這在當時看來是件好事——減少了無效信息干擾,降低了個人查找信息的時間。但法學家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中敲響警鐘:這種“私人定制”的信息世界,存在著兩面性,它既是個體信息自主權的張揚,但也暗藏著認知固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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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斯坦把這種現象稱之為“信息繭房”。他認為,這種“個人日報”式的信息選擇行為會導致網絡繭房的形成。因為獲取的都是自己喜歡看到消息,于是人們就沉浸在單一信息帶來的滿足感之中,缺乏了解多元信息和不同觀點的能力。呆在自己的信息舒適圈里,人們主動喪失了和外界接觸的機會,尤其是不愿意接受和自己原本立場、觀點相違背的信息,哪怕這些信息是真實的,這就相當于不知不覺間為自己制造了一個信息繭房。
作家王小波曾經講過一個叫“花剌子模信使”的故事。他說,“據野史記載,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風俗,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將帥出征在外,凡麾下將士有功,就派他們給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們得到提升;有罪,則派去送壞消息,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這種風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故事所具有的說明意義,對它可以舉一反三。敏銳的讀者馬上就能發現,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種近似天真的品性,以為獎勵帶來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勵好消息的到來,處死帶來壞消息的人,就能根絕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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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人性中存在“趨利避害”的弱點,只愿意聽好消息,不愿意聽到壞消息。傳統的算法就像是故事中的將帥和信使,用戶則更像是花剌子模的君王,如果用戶只愿意看到自己喜歡的消息,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信息舒適圈,這就是“信息繭房”的本質。算法只是工具,并且受用戶的使用習慣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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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如同“憤怒誘餌”這個概念一樣,算法和信息繭房并沒有必然的聯系。無論是憤怒誘餌,還是信息繭房,都是從久已存在的人性本身出發而形成的社會現象,不管有沒有社交媒體或算法,憤怒誘餌和信息繭房所代表的社會傳播現象都是存在的。只不過,過去的人們沒有意識到,而在現在被看到了而已。這些現象能夠被發掘出來,同樣要感謝媒介技術的進步。
三、算法與算法進化
信息繭房是一種根植于人性弱點,由信息技術發展的內在矛盾所決定,并在人工智能時代被凸顯的一種悖論。中國古代有句話叫,“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如果生活在“信息繭房”里,公眾就不一定能夠獲取全面的信息,考慮問題就不可能周全,處于單一信息的狀態之下,會因為自身的先入之見將逐漸根深蒂固。
但從人自身來說,不可能永遠待在自己的信息舒適圈。外在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對你不利的消息你不愿意看到,久而久之就對真正的危險缺乏察覺,致使自己陷入到困境之中。這時候,人性之中另一個需求就突顯出來,那就是在狩獵捕食時形成的警覺感。警覺感要求保持對所在環境信息盡可能多的掌控,信息渠道越多,信息角度越全面,就越能做出公正理性的判斷。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放言》詩中曾經寫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周公王莽的時代,沒有算法,但依然輿情洶洶,支持誰,反對誰,無視真相,而僅僅憑情緒做主。這種現象,從古至今就一直存在。想要解釋真相,那就得像蘇格拉底一樣,接受雅典人的集體審判。盡管蘇格拉底是無辜的,但依然被判處死刑。在能夠逃脫的情況下,他還是選擇了坦然接受,他希望用自己的死,來喚醒民眾。但千百年過去了,人性依然。
“信息繭房”是針對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哲學思考,與算法有關,更與人性有關。所以,在人與算法共生的時代,如何盡可能避免并且突破繭房效應,更好的適應人性的全面發展,不能只滿足于人性中“趨利避害”的舒適感,忽視對信息全面客觀把握的“警覺性”需求,已經成為互聯網平臺的社會責任。
算法也在進化。有關大廠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開始采取措施進一步優化算法,讓算法更好為人類服務。抖音舉行“安全與信任中心開放日”,公開了最新的算法原理。抖音方面的負責人表示,作為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技術的重要應用場景,推薦算法本質上是一套高效的信息過濾系統。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平臺通常采取“人工+機器”協同的方式進行風險治理,并借助多目標體系算法主動打破 “信息繭房”。
因為在人工智能時代,信息的質量同樣影響到產業的競爭力。只有高質量的信息,才能訓練出高質量的人工智能。人對待信息的態度,應當是更加開放,更加多元,而信息本身,則應當越真實越好,不讓中間商賺差價。算法就是為這個服務,既要滿足人性中對舒適的追求,又要滿足對警覺性的需要,更加精準而全面的提升信息獲取、分發的效率。因此,從內驅力來講,平臺公司比任何都更希望對算法進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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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人自身出發,也要意識到“憤怒誘餌”“信息繭房”的存在,是來自于人性本身,需要我們自身予以克服。這就要求提高與“算法共生”的媒介素養。
媒介構建社會。一個時代的媒介技術就會有一個時代的媒介產業,而那個時代的媒介產業會構建一個與之匹配的媒介社會。從歷史來考察,人與技術的關系,歷來就是從新技術發明的排斥,到使用新技術體察到便利之后的認同,再到新技術擴展到社會方方面面的共生,其中的技術原則,會擴展成為社會的底層技術邏輯,直到新的、顛覆性的技術出現,周而復始,不斷前進。從張水華的憤怒誘餌,到算法對信息繭房的突破,都是人類在技術加持下對社會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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