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開國少將尋找救命恩人，偶遇當年打傷他的敵人，作何反應

1983年深秋，一位共和國的開國少將，回到了他曾浴血奮戰、命懸一線的黔東山地。

他想要找到當年的救命恩人，但是沒想到卻偶遇了當年打傷他的敵人。

那么，那顆貫穿他腳踝的子彈到底來自何人之手？偶遇敵人他又作何反應？

少年英氣

1916年的湖南茶陵，段家迎來了自己的長子段蘇權。

段蘇權似乎天生“格格不入”，他不愛嬉笑玩鬧，而是在那個讀不起書的年代渴望讀書。

后來他幸運地在私塾就讀了六年，盡管中途輟學，但多年的讀書經歷已經決定了他的人生底色。

十歲那年，他便主動參與到當地的農民運動中，后來還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不久之后就轉為了中共正式黨員。

真正成為黨員的時候，他也不過十四歲，但是卻一板一眼地比誰都認真。

有些老兵對這個奶娃娃很不服氣，但是讀完他通宵寫的思想匯報以后，悄悄向他敬了一個標準軍禮。

16歲那年，他被任命為紅八軍政治部青年科科長，正式挑起政治工作的重擔。

一個毛頭小伙子，坐鎮軍中政工要職，令人驚訝，也令人敬佩。

他講政策擲地有聲，寫宣傳材料筆力雄厚，還擅長調動戰士們的士氣。

1934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中央決定將紅六軍團編入長征隊伍，由任弼時率先西征，與賀龍的紅二軍團會合。

在這次戰略轉移中，為了迷惑敵軍主力，保障紅軍東進的安全，組織上做出了一個艱難卻必要的決策。

由段蘇權與王光澤共同領導成立“黔東獨立師”，在黔東地區牽制和吸引敵軍兵力。

這是一項看似“斷尾求生”的任務，也是一次真正的生死考驗。

因為被留下來的部隊，僅有三個團七百余人，彈藥短缺、糧食不足，面對如狼似虎的川黔軍閥包圍，幾乎就是孤軍作戰。

但年僅十八歲的段蘇權卻毫不退縮，他一邊肩負特委書記的職責，組織當地群眾支前；一邊身兼政委，走村串寨鼓舞士氣，挖掘出戰士們內心最深處的信仰之火。

他曾冒著槍林彈雨走在突圍隊伍的前列，也曾在最艱難的圍困中站在臨時戰地講臺上高聲朗讀黨的文件。

而這一切的勇氣與力量，源于他骨子里對信仰的忠誠，對人民的熱愛。

孤身蒙難

1934年冬，段蘇權所在的黔東獨立師在完成了掩護主力轉移的任務后，決定穿越敵軍防線，與紅軍主力在湘西會合，可是敵軍早已布下了天羅地網。

段蘇權率領通訊班走在前列，剛踏入秀山縣梅江鎮中街，一枚子彈穿破空氣，精準地擊中了段蘇權的右腳踝。

他還沒來得及看清敵人的位置，整個人便劇烈地一震，跌倒在地。

槍聲又連響兩次，一名紅軍戰士當場犧牲，剩下的戰士迅速作出反擊，將對方壓制撤退。

段蘇權忍著痛，被戰士們抬上擔架向南突圍，可命運似乎并未打算就此放過他。

當隊伍行至雅江時，又一次遭遇伏擊，傷員根本難以同行，師長王光澤幾經權衡，含淚決定將段蘇權留在后方民居養傷，繼續組織突圍。

戰士們輾轉來到雅江縣豐田村，將段蘇權托付給當地一位農民李木富。

這個家境貧寒卻心地厚道的農民，面對這名渾身血污的紅軍傷員，沒有猶豫，甚至沒有提任何條件，就將他藏進了屋后的一處山洞。

山洞不過丈余深，潮濕陰冷，李木富用稻草為他鋪了個草床，又把平日攢下的紅薯、野菜煮成稀飯，一天兩趟送入洞中。

外人看不見的夜晚，李木富提著油燈，輕聲喊“紅軍兄弟”，才肯靠近山洞幾步。

可是段蘇權腳踝處的傷勢越來越嚴重，李木富嘗試用草藥敷治，可見效甚微。

最后，段蘇權憑借僅存的力氣，撕下一塊布，咬在嘴里，開始清除自己腳踝上的碎骨。

他用一把煮過的竹片，硬生生地劃開已經化膿的皮肉，手指探入傷口中，去摳那些藏在骨頭縫隙間的彈片與骨渣。

每一次手指觸到骨邊，他都劇痛難忍，幾乎要昏厥過去，可醒來后，他又咬緊牙關，繼續用指甲掘開那些腐壞的傷肉。

終于，當最后一塊碎骨被擠出時，他整個人癱倒在地，仿佛身體里的每一滴力氣都被抽干。

后來三日未曾見李木富前來送飯，他撐著血痂未干的右腳，一點點從洞口爬到李木富家門口。

當他終于爬到李木富家門前，對方的臉色一瞬間變了，幾乎是用奔跑的速度扶住他，嘴里不停念叨著：“你還活著啊兄弟，老天保佑！”

屋里空空如也，紅薯已見底，一家老小早因饑餓面黃肌瘦，段蘇權明白，自己不能再拖累這個家庭，幾番挽留無果后，他含淚道別。

蘇仕華和李木富送他到村口，又請木匠為他打造了一副“F字形”的拐杖，他用稻草包住身體，扮作乞丐模樣，慢慢離去。

重回舊地

離開豐田村后，段蘇權歷經千辛萬苦，終于重新歸隊，全面抗戰爆發后，他依舊投身于政治工作。

解放戰爭期間，他先后被任命為不同軍區的司令員，多次走上前線，新中國成立后，1955年，他被授予中將軍銜。

1983年11月，段蘇權再次來到秀山縣，拄著拐杖尋遍每一個村子，挨家挨戶打聽：“有沒有一個叫李木富的老人？或者當年住在后山、靠裁縫手藝過活的人？”

村民們被這位精神矍鑠的老干部感動了，紛紛幫他打聽消息，可是始終苦尋無果。

就在這段失落的尋找中，一個意外的消息被人提起:“楊光和回來了，從新疆放出來才幾天。”

“楊光和？”這個名字，像一把陳年銹鎖，驀地扭開了段蘇權記憶的抽屜。

那一瞬，他幾乎想起了當年那道街巷的硝煙，那片混亂中擊中他腳踝的子彈，以及隨之而來的長年苦痛。

他從未真正見過那個“槍手”的臉，也從未弄清楚那一槍是否是命運對他的無情審判。

“我想見見他。”他望向身旁的工作人員，語氣平靜，卻有一種不可動搖的力量。

隨即，他又補了一句：“但別告訴他我是誰，我要聽聽他怎么說。”

幾個小時后，在梅江鎮政府會議室，一位滿臉褶皺、頭戴棉帽的老人被領了進來。

他皮膚黝黑，身形消瘦，面上既有刑期磨礪出的謹慎，又有農村老人常見的局促。

他進屋的那一刻，段蘇權坐在長桌的另一側，眼神如釘子般釘在這人的身上，卻沒有立刻開口。

“叫你來，是想了解一下49年前，你在鎮上擊退‘土匪’的事。”工作人員依舊按照段蘇權的安排，沒泄露他的身份。

楊光和點點頭，聲音低啞卻干脆：“我記得那年紅軍從南街打進來，我蹲在油粑粑灶后頭，瞄了三槍，打倒了兩個，一個當場死了，另一個，不知道被抬哪兒去了。”

段蘇權開口問，語氣不疾不徐：“你用的什么子彈？”

“擦過衣服的。”楊光和下意識地答道，像是早已對這件事爛熟于心，“那種子彈打進肉里，會開花，把骨頭打得粉碎。”

這句話一出，會議室里瞬間寂靜，段蘇權睜開眼，看著面前這個七十多歲的老人，沉默良久。

他終于得到了那個困擾他半輩子的答案，當年為什么腳踝骨全碎，為什么傷口遲遲不能愈合。

這一切的開端，源于這個蹲在街角灶臺后冷靜扣動扳機的民團班長，但段蘇權沒有斥責，沒有起身質問。

他只是點了點頭，說：“謝謝，你可以走了。”

楊光和愣了一下，轉身離去，依舊沒意識到，面前這個平靜到近乎冷淡的老人，就是當年那名被他一槍擊中的紅軍政委。

直到后來，楊光和聽人說起:“你剛才見的那個，就是段蘇權，他還活著。”

楊光和站在原地許久未動，嘴里重復著：“是他？他沒報仇？他還跟我說謝謝？”

那一刻，這個老人眼中泛起了淚光，他終于明白了，共產黨的“大氣量”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代人用血與信仰鑄造出的格局。

恩人下落

幾天后，段蘇權在梅江完成公務，即將啟程回京前，又一次回到了秀山縣雅江鄉。

這一趟，他不再抱太大希望，只是想最后看一眼那片自己曾幾度死里逃生的土地，但是命運終于決定圓了他的心愿，

縣委工作人員奔進來，手里拿著一封泛黃的信件，滿臉難掩激動：“段老，我們找到李木富了！他還活著！他聽說您來秀山，馬上托兒子寫了信，讓我們轉交給您。”

段蘇權顫抖著打開信封，里面是一封用藍色鋼筆字寫成的信，字體歪歪斜斜，卻充滿力量。信中寫著：“我還在，紅軍兄弟，我一直都記得你，你還活著，真好。”

那一瞬，段蘇權眼中泛起淚光，信里還附著一張照片，是李木富與他的幾個孫子站在山洞前拍的。

段蘇權盯著照片良久，回到北京后，他立刻提筆寫信回秀山，表達了他深深的謝意：“他們是紅軍的親人，理應受到新社會的尊重和關愛，我沒有什么奢求，只愿盡綿薄之力，為他們做點事情。”

信隨同一筆專款寄至當地政府，段蘇權要求：一是替他向李木富、蘇仕華幾位老鄉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二是若他們有困難，自己愿意承擔一切費用，三是務必為村前修一座橋，解決百姓過河之苦。

李木富的回信很快又來了，他寫得樸素，卻句句動人：“我自己不需要什么，只想為鄉親們留下一點東西。要是河上能有一座橋，孩子們就不怕水漲雨大。”

橋建成的那天，全村老少圍在一起，他們給這座橋取名為“紅軍橋”，段蘇權聽說后，欣慰地笑了。

幾年后，縣里又為李木富家送去了一塊匾，上書五個大字“紅軍的親人”，金字熠熠，匾額不重，卻分量千鈞。

1993年，段蘇權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八歲，他未能親自再見救命恩人一面，但在生命的最后，他完成了這場歷時半個世紀的尋找。

他沒有帶著仇恨離去，卻帶著對平凡人民的敬意和感恩走完了人生旅程，而那塊“紅軍的親人”匾，和那座“紅軍橋”，就像一座座記憶的豐碑，靜靜矗立在山水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