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筆天下丨近觀德國對二戰罪行的反思

【原標題】近觀德國對二戰罪行的反思

文/本報記者 王自強 王勍

在柏林市中心，象征著德國重新統一的勃蘭登堡門南側約百米，2711塊灰黑色石碑如波浪般起伏——這片占地1.9萬平方米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群，沒有文字，沒有圖像，只有冰冷的混凝土陣列在陽光下投下深淺不一的陰影。每當駐足于德國人稱為“記憶之地”的這片空間，筆者都不禁陷入沉思：一個民族要走過多少暗夜，才能在歷史的鏡鑒中看清自己的倒影？

德國在反思納粹及二戰歷史方面較為徹底，在國際上常被視為“歷史清算”的典型樣本。從1970年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華沙“驚世一跪” 的震撼瞬間，到歷任德國領導人的持續道歉與懺悔，這場跨越數十載的歷史反省，早已超越單純的政治表態，滲透進社會肌理的各個層面。它是一場從外力推動到內在覺醒的艱難跋涉，也是一場跨越代際、修復記憶斷裂的漫長工程，如今又在極右翼勢力抬頭的背景下遭遇嚴峻考驗，凸顯著歷史反思與現實政治碰撞的復雜張力。

積雪覆蓋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新華社發）

從外力驅動到內心覺醒

在戰敗后的頭幾年，比起追問“我們做過什么”，德國人首先要考慮的是怎么在斷壁殘垣中活下去。清除納粹執政13年的余毒，主要靠外力來驅動。

從1946年起，英美法蘇占領當局在各自管區內分別實施了“去納粹化”：除廢除納粹德國法律、禁止納粹書籍和符號、將以納粹分子命名的街道改名外，更重要的是對納粹黨員進行審查和再教育。截至1949年底，在英美法占領區合并而成的德國西部，共有超過250萬納粹黨員接受了審查，其中1.4%被判處包括死刑在內的各類刑罰。

然而，由于冷戰爆發，美國占領當局從1948年起就刻意放松了對納粹分子的甄別，而英法占領當局的“去納粹化”本就進行得比美國寬松，因此在德國西部，很多前納粹分子在各個職能部門留任。蘇聯占領當局貫徹“去納粹化”的決心和力度遠大于其他三個戰勝國，以至于不少前納粹分子設法潛逃去西部，以逃避嚴厲懲罰。

聯邦德國首任總理阿登納1949年上臺后迫于種種現實壓力，開啟對戰爭責任的反省，以實現與周邊國家的和解。阿登納向“宿敵”法國真誠道歉，贏得法國的寬容，為法德和解鋪平道路。1951年，阿登納在聯邦議會發表講話，確認納粹德國“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難以形容的罪行”，并強調德國要“全面承擔責任”——無論是對戰爭的發動，還是對猶太民族的屠殺。

如果說戰后初期德國的反省先由占領當局施加的外驅力開啟，再由執政者基于種種現實需要推動，那么到了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隨著戰后出生的一代人步入社會，這種反省開始由德國社會的內驅力所主導，逐漸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1968年，西方左翼學生和民權運動人士發起的反戰、反官僚權威抗議活動達到高峰。在西德，這場運動的矛頭自然指向了仍身居高位的前納粹分子。運動的核心訴求之一，就是要系統性清算納粹殘余勢力。參與運動的一些學者甚至將反思深入到德國傳統文化的層面，從而使德國對歷史罪責的反省有機會取得更深刻和更持久的效果。

1970年，時任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訪問波蘭時，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雙膝下跪，作出了震撼世界的謝罪姿態。

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首都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新華社發）

1985年，時任聯邦德國總統魏茨澤克在二戰結束40周年紀念演講中提出，將5月8日定義為“解放日”，這一表述標志著德國對納粹政權覆滅的認知發生根本性變化，開始將納粹政權的覆滅視為從暴政中獲得解放。

1990年德國重新統一后，持續深刻反思納粹政權的罪責成為德國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之一。隨著歐洲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入，德國與歐洲鄰國的關系越發緊密，對歷史問題持續進行深刻反省更成為一種必要。

1995年6月，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效仿勃蘭特，在以色列的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再次雙膝下跪，重申國家對受害者的深刻歉意。

2005年，時任聯邦德國總理施羅德也深刻反思：“對于納粹暴行，德國負有道義和政治責任來銘記這段歷史，永不遺忘，絕不允許歷史悲劇重演。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但是可以從我們歷史上最羞恥的一頁中學到很多東西。”他在談及德國的“解放感”時強調，這種解放并非來自外部的強制，而是德國人民通過長期的自我批判與內心釋然，才真正擺脫了過去的精神枷鎖。

2022年1月27日，德國聯邦議會舉行納粹大屠殺受害者紀念活動。在國會大廈前，德國、以色列和歐盟旗幟降半旗。（單宇琦 攝）

“我的父親，一個人狼”

需要指出的是，德國對二戰歷史的反思并非一開始便得到民眾的普遍認同。讓筆者印象深刻的一個例子，可以幫助讀者直觀地理解施羅德所說的“長期”。

德國《明鏡》周刊記者科爾特·施尼本在2014年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的父親，一個人狼》的封面文章。施尼本在文中披露，父親曾是納粹成員，卻在戰后幾十年里始終回避這一身份。在回憶與父親的對話時，施尼本寫道，他聽到的始終是同一套解釋：父親堅稱，他對“國家社會主義真正理念”的忠誠、出于理想主義的投入以及所謂的愛國情懷，只是被希特勒及其追隨者“錯誤利用”。在這種敘述中，加害行為被重新包裝為“善意的誤入歧途”。

施尼本的父親進一步將個人經歷納入一套宏大敘事：他宣稱，加入納粹體制的初衷，是為了洗刷一戰戰敗的恥辱、掙脫《凡爾賽條約》強加給德國的“枷鎖”，并讓國家重新贏得尊嚴。

這種自我辯護并非孤例。施尼本回憶，他在父親60歲生日時送上一冊《智利黑皮書》，并當面諷刺“你們這些法西斯干的好事”，結果立刻引發滿屋親戚的憤怒抗議。

直到父母去世后，施尼本才決定真正弄清家族歷史。他查閱檔案館中的審判記錄和父母之間的通信，發現父親曾以納粹士兵身份參戰五年，不僅參與追捕逃兵、鎮壓反戰者，還直接卷入殺害一名持反納粹立場農民的事件。而他的母親同樣是狂熱的納粹支持者，在父親入獄后仍選擇結婚，并在審判期間不斷寫信為其出謀劃策。

在對這些經歷的回望中，施尼本提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判斷：歷史記憶，本應首先在家庭中完成代際傳遞，但在他這一代，卻恰恰在家庭內部被“切斷”。作為“納粹一代”的子女，他們并未從父母那里繼承對那段歷史的真實敘述，反而在沉默、回避和自我辯護中，被動失去了正視過去的機會。

正因這種斷裂，他們對納粹時代的理解長期停留在零散與抽象層面，只能從書籍、電視劇或好萊塢電影中拼湊圖景，而難以獲得來自家庭內部的具體記憶與情感經驗。歷史一旦缺席于日常生活，就會變得遙遠而虛化，也更難真正觸及內心。

施尼本的故事提醒人們：歷史反思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一場代際工程。即便是在國家已經承認罪責的前提下，普通家庭也要花幾十年，才走出回避、否認與自我辯護。如果像日本一樣，連官方都拒絕直面歷史，民間記憶只會更加破碎，反思也將無處落腳。

人們在德國達豪集中營紀念館內參觀（袁帥 攝）

歷史記憶不斷被討論

所幸，圍繞納粹及二戰的反思文字與影像，在德語文化圈中不斷涌現。從《朗讀者》《浪潮》，到近年的《波斯語課》《科里尼案件》，納粹及二戰歷史始終被一再講述、解讀，也不斷引發新的討論。

這些作品并不只是“還原歷史”，更構成一種情感化的歷史教育：納粹罪行不再只是檔案館里的文件或教科書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在法庭、課堂乃至家庭爭執中，以新的形式重新進入現實。歷史不再是被封存的過去，而是當下社會持續對話的一部分。

與此并行的，是數字時代的線上輿論場。在德國，關于二戰的討論早已不再局限于官方紀念日，而是滲透到社交媒體的日常表達。一方面，年輕人通過視頻、播客、圖文等方式持續討論戰爭與集中營，希望傳遞“歷史并未過去”；另一方面，網絡空間固有的娛樂化與解構傾向，也在悄然重塑集體記憶。

筆者在德國一些主流論壇上，曾多次看到帶有玩笑意味的歷史調侃。有人抱怨歐洲語言體系復雜，感嘆為何歐洲始終未能“統一”，一名德國網友回應道：“我們其實努力過兩次，但他們好像不太樂意。”

這種“黑色幽默”獲得大量點贊，暴露出一種危險——當罪責不斷被調侃、反復戲謔，它是否正在失去原本應有的道德重量？

與此同時，德國對二戰的部分記憶也在現實政治中悄然發生偏移。今年春季，筆者在德國薩克森州托爾高市采訪易北河會師80周年紀念活動時注意到，與往年相比，紀念活動本身已出現明顯變化：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重要一方，俄羅斯方面并未收到出席邀請。過去幾十年里，活動現場通常同時升起蘇聯（俄羅斯）、美國和德國三國國旗；而今年，現場懸掛的是薩克森州、德國和歐盟的旗幟。

紀念活動仍在延續，但呈現方式正在被重新定義；歷史依然被提及，卻不能完整展現。現實政治，正在為集體記憶劃定新的邊界。

歷史教育與政治現實的碰撞

德國對二戰的反思，學校教育也是重要一環。德國歷史課堂并不以灌輸“正確立場”為目標，而是強調訓練學生的思辨能力：通過大量一手史料，引導學生區分事實與價值判斷，分析極端意識形態如何在特定社會條件下獲得支持。

在一次課堂觀察中，教師曾讓學生用自己的觀點分析希特勒“是好是壞”。有學生半開玩笑地回應，如果得出“希特勒是好人”的結論，老師一定會給低分。教師隨即糾正說，課堂的目的并不在于學生站在哪一邊，而在于他們是否能夠清晰論證、理解歷史語境，并學會獨立思考。

這一細節，恰恰折射出德國歷史教育的核心理念：反思并非通過重復結論完成，而是通過培養判斷力來實現。

這種教育并不只停留在課堂之內。今年，筆者前往慕尼黑附近的達豪集中營舊址采訪。如今的達豪，早已不僅是紀念場所，更像是一處系統化運作的歷史教育基地。參觀當天，現場有來自德國以及多個歐洲國家的學生團體，在教師和講解員的帶領下，沿著既定路線了解集中營的歷史。

營地內的建筑、展陳和說明文字，都經過精心設計，不只是呈現納粹暴行的事實，更引導參觀者思考：制度如何一步步滑向極端？人性如何在權力異化中扭曲？學生們在這里不是被動“聽故事”，而是通過空間、史料與討論，近距離理解歷史如何真實發生。集中營不再只是過去的遺址，也成為歷史反思的現場課堂。

然而，教育并非在真空中運作。當經濟下行、社會焦慮加劇、移民議題被高度政治化，極右翼勢力通過簡化敘事、放大對立不斷攫取支持時，這種以理性與思辨為基礎的歷史教育，正面臨現實政治的嚴峻考驗。

德國對二戰的深刻反思曾是其引以為傲的道德基石，但極右勢力借移民問題抬頭的政治現實也在提醒人們：靠歷史教育或政治禁忌來維系社會共識遠遠不夠。當經濟社會壓力、多元文化沖擊與政治碎片化造成的治理難題疊加時，當主流政治無法回應民眾現實的民生關切時，極右勢力便可能趁虛而入，在人們的恐懼、不安與身份焦慮中去制造和擴大極端思潮的社會基礎。唯有持續的社會包容、有效的國家治理以及跨階層的對話，才能培育理性、增進共識，避免極右思潮裹挾民眾；否則，反思再深刻，也可能在新的社會裂隙中被侵蝕、被淡忘，甚至有被顛覆之虞。

刊于《參考消息》2025年12月19日第10版

編輯 楊汀

來源：《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