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特工閻樹炳，沉溺賭博3年敗光家產，只為接近大叛徒一網打盡

1943年6月30日，冀魯邊的細雨浸透了新海縣大趙村的泥土。晚7時許，村頭農房里的偵察工作會議已持續一天，冀魯邊軍區副司令員黃驊正俯身查看地圖，突然派警衛員去借煤油燈——這尋常的舉動，竟成了叛徒行兇的信號。三道黑影披著蓑衣破窗而入，槍聲在雨幕中驟然炸響，32歲的黃驊倒在血泊中，雙手仍緊攥著防身的手槍。這場震驚邊區的“大趙村慘案”，背后是昔日抗戰名將邢仁甫一手策劃的卑劣背叛。

時間回溯到1938年，鹽山縣地主家庭出身的邢仁甫正意氣風發。這位曾在北平從軍的青年，因不滿軍閥腐敗投身革命，帶領第三十一游擊支隊在冀魯邊屢創日軍，憑借靈活的戰術成為令敵膽寒的抗日將領。當年7月，他升任八路軍平津支隊司令，胸前的戰功章見證著“抗日英雄”的榮光。彼時的邢仁甫或許真有報國之心，但骨子里的極端個人主義，早已為日后的墮落埋下隱患。

權力是最好的試金石。1942年4月，邢仁甫如愿坐上冀魯邊軍區司令員的寶座，卻在日軍大“掃蕩”的炮火中露了怯。當邊區軍民浴血拼殺時，他帶著親信躲進新海縣望子島，把指揮部變成享樂窩，不僅私吞軍糧囤積財物，還在已婚的情況下與宣傳員宋魁玲公開同居，全然不顧黨紀軍紀。戰士們在前線啃樹皮，他在島上吃魚吃肉，“山大王”做派暴露無遺。

組織的及時干預，成了邢仁甫叛變的導火索。察覺到他的異常后，冀魯邊軍區派黃驊出任副司令員監督工作。1911年生于湖北陽新（注：原文“湖南陽信”為史實誤差，此處修正）的黃驊，1929年入黨后歷經長征考驗，打仗勇猛又體恤士兵，剛到任就帶著戰士們挖野菜、修工事，很快贏得全軍擁戴。“南蠻子”——邢仁甫私下這樣詆毀黃驊，嫉妒與恐懼在他心中瘋長，尤其是1943年初組織決定調他去延安學習、由黃驊接任的消息傳來，徹底點燃了他的殺心。

三次暗殺未遂后，邢仁甫策劃了那場雨夜陰謀。他收買慣匪馮冠奎，帶著11名亡命徒偽裝成漁民，借著借燈造成的警衛空檔闖入會場。子彈穿透黃驊胸膛時，這位剛部署完偵察任務的將軍，還未來得及說完“注意警戒”，便轟然倒地。參謀處長陸成道、偵察股副股長崔光華等8名同志一同殉難，墻上的軍用地圖被鮮血染透，定格成永恒的悲壯。

慘案發生后，邢仁甫上演了“賊喊捉賊”的丑劇：他在追悼會上痛哭流涕，要求“嚴懲兇手”，暗地里卻加快了投敵的腳步。可紙包不住火，冀魯邊區獨立團團長馮鼎平的實名電報，將他的暗殺計劃和盤托出。真相曝光當晚，邢仁甫帶著宋魁玲倉皇逃往天津，次月便捧著“效忠信”投靠日軍，把冀魯邊的兵力部署、糧庫位置全盤出賣，淪為人人唾棄的漢奸。

烈士的鮮血不會白流。1943年8月，冀魯邊軍區決定將新海縣更名為“黃驊縣”，讓英雄的名字永遠守護這片土地。而叛徒的末日也在倒計時：抗戰勝利后，邢仁甫搖身一變成為軍統特務，繼續破壞革命工作。渤海公安局派地下黨員閻樹炳潛伏其身邊，歷時兩年搜集證據，終于在1949年1月將準備潛逃的邢仁甫抓獲。

1950年9月7日，鹽山縣萬人空巷。當“判處叛徒邢仁甫死刑”的判決聲落下，人群中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隨著一聲槍響，這個背負8條烈士性命的叛徒應聲倒地，結束了他卑劣的一生。刑場上，黃驊的老警衛員舉著烈士的照片，淚水縱橫：“司令員，血債還清了！”

如今的黃驊市，早已從昔日的抗戰前線變成渤海之濱的工業新城。城市中心的黃驊烈士陵園里，將軍的雕像目光堅毅，碑前的鮮花常年不敗。當地老人總會給孩子講起那個雨夜的故事，告訴他們：“我們這座城，是用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永遠不能忘。”

黃驊與邢仁甫的人生對照，恰似革命長河中的涇渭分明。一個舍生取義，用32歲的生命詮釋“忠誠”二字；一個貪生怕死，從抗日英雄淪為千古罪人。時光流轉，叛徒的臭名早已被歷史塵封，而黃驊的英名，不僅鐫刻在城市的名字里，更融入了民族的精神血脈。

當我們漫步在黃驊市的街頭，看著林立的高樓和歡笑的人群，更應銘記：今日的太平盛世，是無數像黃驊這樣的烈士用生命換來的。他們以熱血護家國，用忠魂照千秋，這份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緬懷與傳承——因為唯有銘記英雄，才能不讓歷史蒙塵；唯有尊崇忠魂，方能凝聚前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