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五年,三十六歲的東吳大都督周瑜躺在病榻上,面色蒼白卻目光如炬。人們常說,“人人有個三十六,喜得喜、哭得哭”,而周瑜的這個三十六,卻是他人生的終點。周瑜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用盡氣力說出了一句改變東吳命運的話,那就是:“劉備,梟雄之姿,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今若不除,日后必成東吳心腹大患!”
可能很多人通過《三國演義》,都知道周瑜嫉妒諸葛亮,然而,世人卻低估了周瑜。在赤壁之戰期間,劉備兵微將寡,但卻在諸葛亮等人的扶持下,展現了驚人的生存能力。當周瑜率東吳主力與曹操決戰時,劉備趁機擴展勢力,“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迅速占據戰略要地。所以,劉備的潛力在周瑜看來,將來必成江東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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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瑜在病逝前,就已經開始布局制衡劉備。他建議孫權與其弟孫瑜西取益州,北上襄陽,形成對劉備勢力的戰略包圍。在臨終遺言中,他特別強調:“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然而,孫權卻不聽勸告,最終釀成了大禍。
那么,為什么孫權沒有聽從周瑜的再三告誡呢?可能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政治的需要,當時曹操雖敗,但實力未減,孫權需要劉備在荊州前線抵抗,同時也可以消耗劉備的勢力,魯肅也在此時建議“聯劉抗曹”的戰略在當時確有合理的地方。其次是,周瑜的突然離世,讓孫權來不及準備,孫權陷入“朝中無大將”的焦慮。如果此時誅殺盟友劉備,會導致荊州局勢失控。最后一點是對劉備的輕視,在孫權的眼中,能夠與他成為對手的只有曹操,而對劉備卻從未認清劉備的真實潛力。
其實不僅孫權輕視劉備,當初曹操也輕視了劉備,周瑜去世后,孫權不但沒有除掉劉備,反而還做出了令人難以想象的決策。先是孫權“以妹妻劉備”,并將南郡借給劉備,這就是著名的“劉備借荊州”。然而,這一借,讓劉備的實力迅速強大,最終攻取益州,更是在漢中擊敗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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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權這才明白當時周瑜的勸告,但為時已晚。劉備大器已成,此時劉備已非當年狼狽逃竄的客將,而是擁有兩州之地的一方諸侯。孫權想起了周瑜的告誡,又加上呂蒙的勸說,孫權于是派呂蒙白衣渡江,襲取荊州,擒殺關羽。這一舉動看似表面上解決了“荊州問題”,實際卻引發連鎖災難。第一是雖然夷陵之戰險勝,但孫劉聯盟徹底破裂;第二是戰略態勢逐漸惡化,東吳從此陷入兩線作戰困境,不得不向曹魏稱臣納貢;第三是人才斷層加速,襲取荊州過程中,呂蒙、蔣欽、孫皎等核心將領相繼病逝,東吳軍事人才出現斷層。陸遜雖在夷陵取勝,但江東軍事集團已不復周瑜時代的強勢。
最具歷史反諷意味的是,孫權晚年對太子孫登的教誨中,特意提到:“周公瑾言劉備可信,今觀之,誠不虛也。”這顯然是具有反諷意味的刻意改寫。實際在《吳主傳》中,孫權晚年曾多次感嘆:“不用公瑾之言,致使有荊州之患。”
可以說,周瑜的臨終警告,是一個杰出軍事家對戰略格局的精準預判。然而孫權基于現實需要所做的選擇,雖在當時情有可原,但卻使東吳付出了數十年的代價。這也告訴我們:在戰略決策中,最大的危險往往不是眼前的敵人,而是潛在的戰略競爭者;尤其是在聯盟政治中,力量平衡的把握需要超越眼前利益的遠見。這是一個統帥應該有的前瞻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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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病榻上的周瑜說出“此人不除,東吳必危”的時候,他的眼中,看到的不僅是寄居荊州的劉備,更是一個正在崛起的政治集團,一種可能顛覆江東基業的戰略力量。而孫權的選擇,則展現了現實政治中理想與現實、遠見與妥協的永恒矛盾。這段史料,也成為三國歷史上關于戰略預見與政治抉擇的經典案例,值得后人反復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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