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根首發] 徐泓 | “骨頭最硬”的北大校長馬寅初住在燕南園63號

燕南園63號， 馬寅初先生1952年9月至1960年1月的居所

文 | 徐泓

馬寅初先生1952年9月至1960年1月住在燕南園63號。入住后，校方為這個院落加建了一道圍墻。墻內翠竹環繞。冬夏常青的翠竹，因素有“虛心勁節、寧折不屈”的君子之風，是馬寅初最喜愛的植物。他在杭州的住宅就種著許多竹子，被稱為“竹屋”。

一、“兄弟我今年73歲……”

燕南園那些1950年代出生的小男孩兒、小女孩兒，都記得這座“校長官邸”。翠綠的竹林掩映著寬大的平房。院子很大，栽著各種花木。南面一大片綠茵茵的草坪，兩棵高大的白皮松矗立其中。

住在52號的邵瑜（邵循正的女兒）和小朋友們在游戲場玩時，常會看見一個胖胖的老頭，從西南角一個院子走出來，沿著小路走過。“我知道他叫馬寅初，和我父親認識，我叫他馬伯伯，他總是和藹地對我點點頭。有一天燕南園籃球場的墻上貼滿了紅紅綠綠大字報，我從大字報上學會了一個詞“馬爾薩斯”，從那以后我就再也沒有看見那個“胖老頭”了。

住在57號的湯雙（湯用彤的孫子）回憶：“馬老出事之后，就再也沒人住在那里。整棟房子都是空的，只住著一對看門的老夫婦，大門也很少打開。”63號的院子極大，由于常年沒人住，里面盛產各種各樣男孩子眼里的好東西，例如大個兒的蛐蛐、土鱉、蜈蚣等等。還有兩棵杏樹，結的大白杏比馮友蘭先生家的杏高出一個檔次。不過想進入院子可不容易，湯雙說：“那里總是關門閉戶的，而院墻又特高，很難爬上去。”

馬寅初剛搬進園子，他的座駕就曾吊起這幫男孩子們的胃口，他們發現：接送馬老的是一輛蘇聯產吉姆12型。當時全北大也只有三、五輛小轎車，而這輛是配車級別最高的。他們據此判斷：新來的校長是個位尊權貴的人物。

我好奇地查了一下資料，果然，按照1954年9月國家有關規定 ，吉姆12型轎車的配屬范圍為行政五級以上。再一查，1955年國家從供給制改行工資制，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定為行政二級，馬寅初與其他55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定為行政三級。還有一張著名的照片，可以佐證馬寅初的地位：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照片中從左數第一人，面對鏡頭的那個“團團臉”不正是馬寅初先生嗎？

左一面對鏡頭的“團團臉”正是馬寅初先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8日北平軍事改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正式接管北大。5月4日北大校務委員會成立。但校長一直空缺。1951年春，經周恩來總理提議，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馬寅初為北京大學校長。6月1日，在北大紅樓前的民主廣場舉行就職典禮。馬寅初身著整潔的藍色中山裝，頭戴八角解放帽，紅光滿面，發表了帶有紹興口音的演說：“北京大學是我的娘家。今天，我回到了娘家，見到了紅樓，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他受到師生的熱烈歡迎。學生們高興得把他抬了起來，拋了起來。

1952年10月4日，院系調整后的新北京大學，在西郊燕園東操場舉行開學典禮，馬寅初校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大意是擁護院系調整，努力建設新北大。報告不長，但頻繁使用“兄弟（我）”這個民國范兒的自謙詞，令從燕京、清華合并過來的眾師生 “耳目一新”。記得我的父親私下和二舅韓德剛嘀咕，二舅從1948年就進了北大化學系，已經見怪不怪，解釋說：“這正是馬老的作派！不會打官腔。”

1950年代入校的那幾屆北大學生，和馬寅初有過直接深入的交集。這次我著意搜羅了他們寫的回憶文章，發現幾乎都對馬寅初的“兄弟（我）”印象深刻，并頗有好感，對此評價說：謙遜、平等、誠懇，還有可敬的天真。

據回憶文章描述，馬寅初每年在全校師生大會上講話不過兩三次，都是在大飯廳。他一走上主席臺 ，會場就沸騰起來，掌聲如洶涌澎湃的潮水，許多人站起來歡呼。學生們敬愛他，尊稱他為馬老。

中文系 55級學生鄧蔭柯說：“我第一次聽馬老講話，他的第一句就是‘兄弟我今年73歲……’這在過去是常用的謙稱，當時已經很少用了，聽來令人感到新奇和親切。他講起話來，既無講稿，也無大章法，有的是一股撲面而來的熱情和不假修飾的真率，不過卻始終圍繞著勸勉學習和鼓勵鍛煉的主題。”

中文系 55 級學生錢文輝回憶，1955年歲暮的一個晚上，一位政府部長來北大作報告。他講話時馬老不在場，直到講完話被秘書接走后，馬老趕緊走上臺。只見馬老臉上有酒氣，雙手抱拳拱幾拱，用一口紹興土話說：高教部請客，兄弟吃了一眼（吳語：”一點兒“的意思）老酒，來遲了”。錢文輝說：“（馬老）在我眼里，是個‘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人物。”

私下場合的馬寅初更可愛：中文系 55 級學生戈悟覺連破北京市高校跳高記錄，馬寅初一貫重視學校體育運動，聞訊非常高興，特意請他吃了一頓飯。“不成敬意，4菜4碟一湯。喝紹興老酒？”戈悟覺說：“不會喝”。馬老拿過杯，自斟自酌：“兄弟不客氣了。就兩小杯，點到為止。這樣可以吧？”

江隆基副校長第一次去63號拜訪馬寅初，也被他滿口“兄弟”長、“兄弟”短的逗笑了。馬寅初說：“兄弟一生不抽煙不喝酒，也不喝茶水。兄弟浙江紹興人，好茶有的是，偏偏無緣，就愛喝個涼開水。”他給江隆基的初步印象：一個胸懷開朗、容易共事合作的長者。

馬寅初是名副其實的“老北大”。 他1907年赴美留學，1916年學成歸國，應蔡元培校長之聘，出任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講授以應用經濟學為主的課程，直至1927年，任教十一年。

其間， 1919年春，蔡元培決定在北大設教務長，并在全校公開競選。馬寅初戰勝呼聲很高的胡適，成為北京大學第一任教務長。他貫徹蔡元培的改革方針，大刀闊斧廢科改院，廢門改系，初步奠定了北大現代化綜合性大學的教學體系。

同年，在“五四”運動中，北洋政府拘捕了愛國學生，蔡元培憤然辭職，馬寅初以教務長身份參與主持北大校務，他與馬敘倫、沈尹默等教授到教育部，要求釋放被關押學生，他大義凜然地表示“要關，就連我們一起關進去”，“如蔡不回校，北大教員總辭職”。

1927年12月20日，杭州舉行北大建校29周年紀念會。已南下任職的馬寅初在演講中提出了北大精神和犧牲主義：“回憶母校自蔡元培執掌校務以來，力圖改革，五四運動，打倒賣國賊，作人民思想之先導。此種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永久不死。既然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于國家社會，不顧一己私利，勇敢直前，以述其至高之鵠的。”這一段有關北大主義或北大精神的論述，現在雋刻在63號馬寅初先生的浮雕頭像旁。

燕南園63號馬寅初先生浮雕頭像

從數篇紀念馬寅初先生的文章中，可以讀出北大師生私下達成的一個共識：馬寅初校長的名字同“科學、民主、進步”的北大傳統協調統一，他是當之無愧的北大精神的象征。

二、在大飯廳做“新人口論”學術報告

又是在大飯廳。北大學生的集體記憶聚焦在1957年4月25日。上午馬寅初親自在小飯廳門外“校長辦公室布告”牌上貼了一張黃紙海報，標題是“請柬”，文字要點是“我最近研究人口問題，小有心得，將在大飯廳向全體教授和大學生先生們匯報學習心得，敬請到時到場指導。最后是端正的個人簽名：馬寅初敬上。

下午1:30，大飯廳里，幾千名北大師生自帶椅凳，擠得滿滿的，沒有一點空隙。這是馬寅初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作學術演講，引起廣泛注意，聽講者不光是北大師生，還有不少聞訊趕來的外校師生以及新聞媒體的從業人員。76歲的馬寅初在熱烈的掌聲中，用洪亮的聲音、激昂的語調，大量具體調查的數字和生動有趣的比喻，闡述了他在人口問題上的見解與主張。整個報告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會場內外全被他精彩的演講吸引，大家低頭奮筆疾書，生怕落下一個字。眾人的聽后感可用四個字表達：“醍醐灌頂”。

數學力學系1954年學生王選對馬寅初這次演說印象深刻：“他對人口過多的負擔十分憂慮，講話語調非常激動，并不時拍打桌子。”“馬老在報告中特別強調了人口數據統計的重要性，他說現在的數據都是static(靜態的)，一定要有dynamic(動態的)的數據才能反映人口發展的趨勢。”

這次演講的底稿經過整理，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報》頭版以整版篇幅刊出，配以醒目的大字標題，這就是后來引起軒然大波的《新人口論》。全文共分十個部分：1、我國人口增殖太快，2、我國資金積累不夠快，3、我在兩年前就主張控制人口，4、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的錯誤及其破產，5、我的人口理論在立場上和馬爾薩斯是不同的，6、不但要積累資金而且要加速積累資金，7、從工業原料方面著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8、為促進科學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9、就糧食而論亦非控制人口不可。10.幾點建議。馬寅初的中心論點：在中國不僅要控制人口的數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質量。

北大中文系教授樂黛云，當年還是一位年青的助教，她是湯用彤先生的大兒媳婦，在公公一起住在燕南園58號。

她在《馬寅初校長住在燕南園六十三號》一文中，披露了《新人口論》背后的政治博弈：1955年馬寅初先生已經73歲，他先后三次深入浙江對人口問題進行調查，還掌握了上海、江西、江蘇、上凍、北京等地的材料，草擬了一份以控制人口和加強對人口問題進行科學研究的報告，準備在當年舉行的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馬寅初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沒有想到征求意見時，遭到很多人的反對，有些人甚至反誣他是“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稱他為第二個馬爾薩斯。馬校長暫時撤回報告，經過更加深思熟慮的修改， 1957年他再次將《新人口論》作為一項正式提案，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他指出控制人口十分迫切，十分必要，并語重心長地警告：“人口若不設法控制，黨對人民的恩德將會變成失望與不滿。”但回答他的竟是全無理智的“百人圍剿”。到了1958年5月，在康生、陳伯達的插手下，據統計，全國上陣批判他的人已達二百之眾，各大媒體發表討伐文章多達58篇 。1959—1960年，媒體再度發動對“新人口論”的批判，先后發表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如果說，1958年對馬寅初的批判，還基本是在學術范圍內進行的，這次批判就擴大升級到政治領域了。這兩次批判《光明日報》都是“先鋒”。當時正在廣州出差的馬寅初，看到報紙上的批判文章時，氣憤地一甩袖子說：“光明日報不光明！”

馬寅初表示：在人口問題上，“不管怎樣艱難險阻，絕不后退半步”。他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設》雜志上發文《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文章最后有兩則附帶聲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他說：“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1960年1月，馬寅初最后一次在《新建設》雜志上發文《重申我的請求》，他說：“中國的人口問題是一個特殊的人口問題，要調查、分析、研究，要用大量的有關資料來立自己的，不能專憑教條來破別人的。毛澤東主席說過，真正的理論，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客觀實際抽出來的理論。因此我重申我的請求。”

“我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沒什么，不過我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幾十年以后，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

三、“唯馬首是瞻”

為什么馬寅初如此有底氣、有骨氣地堅持他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堅信事實會說明我是對的？

馬寅初，字元善，1882年6月24日生在浙江嵊縣浦口鎮。因生辰為“馬年馬月馬日馬時”，再加上姓馬，而被鄉人認為“五馬齊全，必定非凡。”

馬家是做紹興黃酒生意的，算得上當地有頭有臉的商人。馬寅初排行老五，上面還有好幾個哥哥姐姐。家里本來指望他接手酒坊生意，但他從小就不愛跟著父親學釀酒，只喜歡捧著書本啃。父親覺得這小子不務正業，氣得直接斷了經濟支持。幸好父親的好友上海瑞綸絲廠的老板張江聲先生施以援手，把他送到上海一所教會開辦的英華書館讀中學。這學校教的全是新式課程，英文、數學、科學等。馬寅初開始學習英文，由于他的家鄉口音很重，發音總是不準。為了準確發音，他便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反復朗讀。經過不懈努力，終于在畢業時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冶礦專業。1907年又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官費留學資格，成為二十世紀初最早的一批留美學子，比1909年清華第一批庚款留學生還早 。

馬寅初進入耶魯大學學習，改學經濟學。他說，中國的問題在于貧、弱、愚、私，中國的出路在于富強。

1910年2月《中國留美學生月報》刊登了1909 - 1910學年耶魯大學中國留學生俱樂部成員的合影：19位大清國留學生早已剪去腦后的長辮，脫胎換骨，西裝革履，意氣風發。 28歲的馬寅初神態自若，坐在前排左起第二的椅子上。

1910年馬寅初獲耶魯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同年9月底，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繼續深造，專攻財政學、貨幣銀行學；1911年6月通過題為《中國的公共收入》的碩士論文，取得文學碩士學位；1913年，他師從美國著名財政學家賽利格曼教授，完成了題為《紐約市的財政》（The Finance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的博士論文。1914年通過答辯，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因有獨創的見解、重大的經濟學價值，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院立即出版，而且被直接拿來當了本科教材。馬寅初還在紐約大學研修了會計學和統計學，學術功底打得十分牢固。他成為最早研究西方經濟學的中國學者之一。

1915年，他謝絕了導師賽利格曼教授請他留校任教之約。回國時只帶了兩個行李箱：一箱英文經濟學著作，一箱他在紐約貧民窟調研的筆記。他也帶回了三個終身未變的嗜好：愛喝可口可樂，愛喝冰水，酷愛“冷熱水浴”。

回國后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學執教11年， 1927年南下，先后執教于上海商科大學、南京大學、交通大學、東吳大學、浙江大學、重慶大學等，主教貨幣銀行學、中國金融論等。1923年他聯合由清華留美歸國的經濟學者劉大鈞、陳長蘅、陳達等人與燕京大學教授戴樂仁（J. B. Taylor）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經濟學社”，并擔任社長。1923年至1928年馬寅初的主要學術活動集中通過演講的方式，翻譯、引進和評價國外經濟學理論，出版了四卷本的《馬寅初演講集》。

馬寅初主持操刀了當時很多重大的金融改革。1917年，馬寅初協助梁啟超（時任財政總長）完成幣改計劃；他到上海牽頭組建“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他第一個宣介中央銀行政策工具，特別是在《中華銀行論》中介紹了再貼現工具，率先提出《統一國幣應先實行廢兩用元案》，推動建立中央銀行制度等。這種教學、實踐、研究和組織相長的經歷，使他成為民國經濟金融界的權威，從而連任四屆立法院委員、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與財政委員會委員長等職，主持制定了不少金融法規，如《票據法》《交易所法》《銀行法》等。直至1938年馬寅初在重慶抨擊國民黨政府“前線吃緊，后方緊吃”，提出向發國難財者征收“臨時財產稅”；1940年馬寅初在陸軍大學發表反蔣演說，控訴“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腐敗誤國之罪，遠在漢奸、奸商之上。觸怒了蔣家王朝。1940年12月至1942年8 月 馬寅初被蔣介石關押在貴州息烽、江西上饒等地，失去人身自由一年零八個月。由于他連續發表言論抨擊時局，1946年 2月 10 日在較場口事件中被國民黨特務打得身負重傷，連馬褂都被剝去，文稿被搶走。1947年5月25日，馬寅初應南京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的邀請前去演講，國民黨當局十分惱火，派出特務公開威脅說要干掉他。馬寅初毫不畏懼，毅然前往，在講臺上拍著胸口大聲說：我知道今天會場里有特務，現在你敢站出來！你敢向我開槍！朝我胸口打吧！我是不怕死的，我就是要講話的。

馬寅初受到中國經濟學界的擁戴與尊敬，他65歲壽辰時，上海經濟學界聚會，為他送上的賀匾：“唯馬首是瞻”。

我也是在這次寫作中，通過爬梳歷史資料，重新認識了這位老人，竟有如此學問、如此品性、如此閱歷。愛國愛民、敢怒敢言，追求真理，無私無畏，我想這就是他的底氣來源。

四、坦然面對批判，拒不檢討

1959年，預謀已久的一場對馬寅初的圍攻開始了。一日之間，近萬張大字報被命令生產出來，白紙黑字，條條掛掛，貼滿了北大校園，甚至連燕南園63號、他家的院子里、書房里及臥室中，都貼上了大字報。馬寅初毫無思想準備，起初還以為是對他善意的批評，于是便讓秘書到校園各處抄錄大字報，送給他看。但大字報越來越多，抄不勝抄，而且調門越來越高。于是秘書也就不再抄錄。

諸天寅回憶：有一天下午，時值雪后，天氣嚴寒，朔風凜冽。他在燕南園63號外墻的大字報前，看到神情嚴肅的馬寅初在專注地觀看大字報。“在寒風中，身著呢大衣的馬老像一尊鋼鑄鐵打的雕像，定格在張張像利箭一樣射向他的大字報前”。

對馬寅初的批判會有多種形式。北大副教務長、經濟系教授嚴仁賡在回憶文章中歷數：有大型的全校性批判會，也有各系的小型批判會，既有背靠背的，也有面對面的。在大飯廳進行的全校性批判會是背靠背的，組織了大批發言，還拉了一條專用電話線到燕南園馬老住處，叫他洗耳恭聽。這使他無法反駁，像一場終身“缺席判決”。

北大哲學系55級某某回憶，我倆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上學，參加了一次對馬寅初面對面的批判會。那次批判會的地點是在哲學樓的階梯教室，哲學系和經濟系的高年級學生都被組織安排參加。會上哲學系總支書記某某親自登臺發言，還有幾位青年教師和學生發言，批判的內容從“人口論”到“團團轉”的經濟均衡理論。批判會的調子越來越高，以勢壓人。不講科學、不講道理、暴打棍子、亂扣帽子。

而馬寅初在聽完批判之后的表態，至今還令人難以忘懷。他站起身徒步于臺上，神閑氣定，從容地對發言批判他的學生和青年教師說：“你們還年輕，有許多事你們不了解，我是人大常委，我看到的材料你們看不到，你們將來會明白的，我不怪你們。”他還說：“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對我有救命之恩的朋友（指周恩來）勸告我，你只要認個錯，就沒事了。我以前一直很聽他的話，但這次我想了很久，還是決定不能認錯，因為沒有錯。我是慎重研究得出的看法，有事實根據的，追求的是真理，是為國家好。我年事已高，很多事都已經無所謂了，但是，我得給青年人樹一個榜樣，堅持真理的榜樣，獨立思考的榜樣。”

馬寅初在1959年第11期《新建設》雜志一則附言中，有一段直接向北大學生的呼吁：學術問題貴乎爭辯，越辯越明，不宜一遇襲擊，就抱著“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頭。相反，應知難而進，決不應向困難低頭。我認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準備，沒有把握，不要亂寫文章。既寫之后，要勇于更正錯誤，但要堅持真理，即于個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寶貴的性命，有所不利，亦應擔當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書，與學生沒有直接的接觸，總想用行動來教育學生。我總希望北大的一萬零四百名學生在他們求學的時候和將來在實際工作中要知難而進，不要一遇困難隨便低頭。

馬寅初對北大學生的拳拳之心，在批判圍攻高壓之下更顯高潔珍貴。他說：“同學們，我希望你們能夠戰勝我，但是要用科學，而不是大棒。”

北大經濟系教授張友仁，當年是一位年青助教，紀念文章中提到一個讓他感動的細節：馬寅初從事科學研究，雖然事事親自動手，但并不是沒有教師和職員協助他收集資料，作他的助手，同他探討學術問題。他十分重視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認為只有搞好綜合平衡才能實現國民經濟的高速度增長。他長期收集我國人口問題的第一手資料，并發現問題的嚴重性。他心急如焚，主張“必須有計劃生育和控制人口”，最后形成《新人口論》的論文，于1957年發表。當時北大教師中，有許多人如許德珩教授等，都是非常贊同馬寅初人口論的。但是自從“新人口論”橫遭大規模批判以來，北大并沒有象別的政治運動那樣，揪出一個集團，只涉及“單身匹馬”的馬寅初一人，這不得不歸功于馬寅初，他以大無畏的精神獨自承當全部責任，沒有牽連到任何人，保護了同事。

馬寅初坦然面對批判，拒不檢討，照常笑瞇瞇地出入北大燕南園63號，“圓圓一張臉像彌陀”。北大學生回憶：“馬校長這塊硬骨頭實在難啃，讓他屈服，沒門；逼他自殺，妄想！”

1960年2月，新學期開學伊始，大飯廳前貼出一張布告，上面寫著：馬寅初已向教育部辭職，國務院批準了他的辭職請求，馬寅初不再擔任北大校長職務。

馬寅初離開北大后還有一個余波：這年畢業的外國留學生一致拒絕領取沒有馬寅初名章的畢業證書，他們認為馬寅初是國際間知名的經濟學家，有他的名章畢業證書含金量高，回國好找工作。據說，這件事一直鬧到外交部，最后還是給他們換發了蓋有馬寅初名章的畢業證書。

五、“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

我從馬寅初傳記、多人回憶馬寅初的文章中，尋找他在燕南園63號居住8年的生活印跡：

楊建業所著的《馬寅初傳》，對燕南園63號的描繪如下：一座呈H型的高級平房公寓，園內栽種著鮮花、蒼松、翠竹，還有楊、柳、榆、槐和核桃樹。院內有一塊空曠的草地。草地北端，有一大約20平方米的涼坪，上面設有用漢白玉雕成的圓的石桌石凳和長方形的石條。每當夏秋之際，馬老學習或工作感到疲倦時，就在草地上散步，或在涼坪里休息。院子西南面有三間一套平房，是國務院專門為他修建的小會客廳，后來他的秘書姜明結婚以后，一家人住在里面。

他的H型公寓，由一套坐北朝南的房群組成；正門口有臺階，兩根圓圓的水泥柱子支撐著一個寬大的走廊，步入正門后有三間寬大的房子，中間是客廳，西邊是餐廳，東邊是他的書房。從客廳后門出去，有一條走向北邊房子的通道，通道西面靠南的一間是廚房，靠北的為他的帶有衛生間的單人臥室，衛生間那個寬大的白色澡盆，一年四季供他洗冷熱水浴之用。走到這個通道的盡頭，再向東拐，即可進入北面一套他與夫人居住的臥室。

馬寅初出生于19世紀清末，婚姻家庭帶著歷史遺跡，他有兩個夫人、七個孩子。兩男：馬本寅、馬本初，五女：馬仰班、馬仰曹、馬仰惠、馬仰蘭、馬仰峰。第一任妻子張團妹是1901年父母包辦的，婚后生了四個孩子，唯一的兒子不幸夭折。為傳宗接代，父母在 1917年為他納妾，叫王仲貞。王仲貞生了四個孩子，兩男兩女。馬老后來把兩個夫人都接到北京，住在一塊兒，歲月靜好，日子過得挺和氣。城里東總部胡同32號，就是馬寅初三世同堂大家庭的居住地。馬寅初到北大之后，工作日里住在燕南園63號，周末還是回到城里老家。隨他在燕南園63號照顧他飲食起居的是王夫人。此外他的女兒馬仰惠曾擔任他的生活秘書，和女婿徐湯莘一家也曾在63號住過。

北大師生見過王夫人。有一次中央樂團來北大演出，馬寅初和夫人王仲貞早早就來到大飯廳，自帶小凳，和學生坐在一起，全神貫注地看演出，不時還和王夫人交談幾句，稱贊演得好。馬寅初不僅喜歡音樂，還喜歡戲曲，對越劇情有獨鐘，他就生在浙江嵊州，越劇的發源地。對越劇之愛，讓他通及了京劇、川劇、潮劇等。長期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兒子馬本初說：父親在家中有時會哼上幾句京劇老生腔：“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

馬寅初有健身的好習慣，除了長年堅持每天早晚一次冷熱水浴，就是喜歡爬山。他說：在抗戰時期，我住在重慶歌樂山，教書則在重慶沙坪壩重慶大學，每天上下山一次。勝利后回杭州，也天天爬山一次。現住北京，北京城內的景山太低，郊外的西山又太遠，幸在北京大學附近，有頤和園萬壽山，但上下跑一遍不過癮，往往非上下三四遍不可。他的孫輩們也都記得周末跟著爺爺去頤和園，往返幾趟爬萬壽山。

1951年，馬寅初七十歲時候，定了一個十年計劃：頭四年學習俄文。以后六年寫書。這個十年計劃基本是在燕南園63號書房里實施的。

這間書房很寬大。靠北邊的墻上是一溜兒帶有玻璃門的書櫥，里面有中、英、德、俄等文字的經濟學著作和刊物，有他收集的準備撰寫經濟學論著資料，幾個書櫥內還擺有國內外朋友送給他的古玩、玉器以及各種紀念珍品。書房的中間，放有一張寬大的寫字臺，桌上除了文具用品，總擺著一盆君子蘭，放著一個插滿鮮花的花瓶。

馬寅初精通英文、德文，粗通法文，他一直在閱讀外文資料，不斷更新自己的經濟學知識，但馬列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研究領域，對他來說還是一個新的課題。為了能夠直接閱讀俄文版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從俄文資料中深入了解和研究蘇聯的經濟政策，馬寅初下決心學會俄文。他專門請了蘇聯女教師，從33個字母讀寫聽說開始。到北大后，他的學習更加勤奮，每天都要堅持三個小時的學習。在燕南園63號，早晨他在院里大聲朗讀俄文，晚上燈下伏案做俄文作業。用了三年功夫，馬寅初在73歲的時候學會了俄文，不僅可以閱讀俄文原版書報，而且可以用俄語交談。

當然，也有煩惱。馬寅初是無黨派民主人士，1950年代初期被推上北京大學校長的高位，有關部門曾經高調宣傳此事，當年在知識界影響很大。但是，作為一校之長，除了表面應酬風光之外，馬寅初的內部工作狀況確實比較低調、隱性，外界所知不多。1953年4月北京市高校黨委統戰部曾派員到北大訪問，也聽到反映：“現在還是不能很好發揮馬的作用，他自己也覺得‘不知怎么辦好’。”

管不了“大事”，馬寅初就去管學生們生活的小事：他翻開新生的被褥仔細看，詢問“冷不冷？”轉身對隨行人員說：“請總務處同志去城里租些被子來，千萬不要凍著他們。”當天傍晚新生沒人就發到一床厚被子。馬寅初經常到學生食堂，“吃的什么？好吃嗎？貴不貴？”在期末考試前，他過問營養搭配，能否跟得上學生們備考的消耗，最后決定統一給學生們發放考試期間的餐費補助。在山東大學任教的宋運郊教授，也是北大中文系1955級學生，畢業后他一直在高校教書，他說：“60余年來我見過許多許多校長，最讓我敬佩的還是馬老，馬寅初校長，在我心中，沒有一位校長能夠超過他。

馬寅初有一個更大的苦惱：1950年代的一天，在燕南園63號書房中，馬寅初指著書柜中一長排自己的著作，對秘書姜明說：“這些書都是我解放前寫的，解放后一本書也沒寫過，簡直成了政客了。”

馬寅初著作一覽

夜已經很深了。燕南園63號書房里仍然亮著燈光。馬寅初自從學會俄文以來，已經讀過了多本列寧、斯大林關于經濟學的論述，重新研究了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經過到上海、浙江實地考察和深入思考，他開始了自己的寫作計劃。本著一貫的治學特點：一是針對現實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二是重視對未來問題的探討，從眼前的現實出發，提出能夠起長遠作用的經濟學理論或戰略性措施。《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聯系中國實際來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新人口論》，以及最后那篇《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都是在燕南園63號大書房的寫字臺上完成的。

1960年1月4日，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寫出正式的辭職報告。教育部部長將此事上報國務院，即刻批準馬寅初的辭職。不知這份辭去北京大學校長的報告，是否也出自這一張寫字臺？

馬寅初退掉了北大的住房，從此離開了燕南園63號，回到他在北京東總布胡同32號的家里。

很快他被免去全國人大常委的職務。被告知：不得發表文章，不得公開講話，不得接受新聞記者訪問，不得會見外國人士和海外親友。馬寅初先生從此在中國的政壇，在中國教育界、經濟界消蹤匿跡了。

1979年9月11日，黨中央正式批準了北京大學黨委《關于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決定指出：1958年對馬寅初先生的點名批判是錯誤的，批判中強加給他的許多政治帽子純屬誣蔑不實之詞，應當一律予以推倒。三天后，北京大學在辦公樓禮堂召開干部會，為馬寅初公開平反，恢復名譽，同時宣布了教育部關于任命馬寅初先生為北京大學名譽校長的通告。此時的馬寅初已98歲高齡，下肢癱瘓，坐在輪椅上無法親自赴會，只委托家人參加。

駕鶴西去。1982年5月10日馬寅初先生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享年101歲。1881年至1982年，這位被譽為“骨頭最硬”的老人跨過了兩個世紀。

翻完有關史料，唏噓不已。還有一個細節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1960年代中期盛夏一天，東總布胡同32號院里點燃了冬季供暖用的小鍋爐，在馬寅初的默許下，家人把裝滿兩個藤箱的一部上百萬字的書稿付之一炬。長孫馬思澤說；爺爺被閑置后曾說過，中國是以農業為本的國家，農業關乎國計民生。他對中國農業有很多想法，以前苦于沒有時間整理，現在好了，有時間做這件事了。這份寫了六年的書稿還沒有正式定名，姑且稱為“農書”。 這付之一炬的百萬字書稿，馬寅初老人最后的心血，就是“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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